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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怀，时常当众撤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武宗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日：“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须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这一番话，就得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支部尚书马文升去位，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后来，焦劳投靠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与他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口乡

甘当狗腿子的焦芳

明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还是个贪玩好乐的弱少年。太监刘瑾与马永成、张永等人结成死党，号称“八虎”。他们乘机引诱均主耽于玩乐，一方面讨得武宗欢心，一方面把持朝政，横行自恣。一向借权势为靠山的焦芳，见刘瑾日益得宠、炙手可热，便有心巴结、攀附。

当时，朝廷内外对于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的所作所为早已议论纷纷，群起攻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首先上疏规谏，劝武宗以国事为重，割绝私爱，除掉“八虎”。接着，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交章弹劾“八虎”的劣迹，要求将他们绑送法司，严加惩治。韩文拟好妻疏后，交给焦芳签署。按照朝廷规制：各部会奏，应首先由吏部签署，而焦芳正好身为吏部尚书，狡猾的他害怕祸及自身，推说劝谏本是自己份内之事，不肯首署。韩文又是气恼，又是鄙夷，立即向他表示自愿承担责任，不连累别人，焦芳才敢上呈奏疏。

武宗看过奏章，为难得哭了起来，他既碍于群臣的情面，又舍不得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刘公公，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刘瑾等人迁居南京了事。无奈刘健等大臣哭劝皇上杀掉“八虎”，免留后患。在群臣的强大压力下，武宗只好忍痛割爱，答应第二天早上便下旨，将刘瑾等人逮捕下狱。大臣们松了口气，以为这次总算除掉了祸害。

不想，此事被焦芳窃听了去．焦芳一向与刘健、谢迂、韩文等人有矛盾，当年，焦芳竭力钻营，一心重进翰林院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活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刘健曾极力阻止过，虽然焦芳最终如愿以偿，但他对刘健的憎恨已深埋心底。弘治十六年，焦芳改任吏部侍郎，为了捞取资本以求晋升，他上疏“建言御虏四事”。刘健看后认为疏中所提的建议都是远离实际、难以实现的空言，予以否定。因此，焦芳对刘健的仇怨又加深了一层。对谢迁，焦芳也是积恨已久。谢迁对焦芳的奸邪早有察觉，同样堵塞过他升迁的门路，平日里也常弹压他的卑劣行径。因而，焦芳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一直伺机报复。

焦芳出于私怨，想借“八虎”之力替自己报仇雪恨，他立即密报给刘瑾等人，使“八虎”抢先一步，连夜赶进皇宫，跪在武宗面前，边叩头不止，边大哭不已，结果使武宗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刘瑾等人又趁机反咬一口，陷害弹劾他们的韩文、王岳等朝臣。

第二天早朝，群臣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大殿，等待对“八虎”的宣判。而焦芳还摸不清局势的脉象，他对同僚胡乱寒喧着，又怕得罪太监们，进殿时故意磨磨磳磳走在后面，自我表白说；“今日之事，为首之人当在前面承担责任。”暗地里又对太监们说：“奏疏是韩文等人的主意，我根本不知道。”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正与邪的斗争中，焦芳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给刘瑾以反扑之机，使事态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结果哲学上主“元气”说，反对“理在气先”之论。但认为“气，刘健、谢迁、韩文等人被迫辞官，而刘瑾“八虎”集团更受重用，进一步掌握了朝中大权。不久，刘瑾等人大打出手，大开杀戒，罢免、流放、杀害了一大批异己，使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