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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另立新说，成为儒学的主要反对派。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这种观点被称，逮捕了13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连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