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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调查报告中，东方相信我们过去对旧中国误解了。可以这样说，在废除科举的时候，中国城乡存在非常完善的教育体系，虽然主要教育一些儒家学校，道德文章，主要教一些算盘什么的，但是，在过去，中国识字率还是蛮高的。若是在民国时期，一些人将这个资源利用一下，其效果将颇为惊人。

第三，废除科举后，广大读书分子，由于出路全无，大多数不是沦为地主的走狗，就是沦为社会最底层，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所说的孔乙己。而一些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如小学毕业的，竟然与一些秀才平起平坐）。要知道，在过去，县以下行政机构，主要依靠乡绅维持，相当于乡民自治，主要依靠乡绅维持。若是在民国年间，统治者认识到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加以利用。若是利用得法，中国农村统治秩序不彻底破坏，如此怎么可能出现农村包围城市呢？

第四，在民国时期，以所谓新式人才，以及从过去读书人兑化出来的土豪劣绅，不但是CCP痛恨的对象，而且还是国民党，人民痛恨的对象。要知道，很多旧日的贡生、秀才，在文学方面，远远超过现在的国文老师，他们，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数学而已。要知道，东方在八十年中期开始读书，自己启蒙老师不过是读了三年小学后来当了几年兵的大老粗，在这个大老粗教育几年后，慢慢的，也没有废掉。若是在民国的时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对这些所谓的秀才、贡生加以利用，至少比东方那个启蒙老师强点吧。

这就是东方对本专着的一些看法，本来我们可以改良的，谁知道，到最后我们竟然革命了。

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巳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在中国二千年来的地方政府层级变迁过程中，县级政区是最稳定的一级基层政区。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员到县级为止。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县衙以下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事实上，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巳达到100余万，平均每县有六七百名。

那么，县以下的三个非正式权力系统是如何相互交接和运作的呢？费孝通曾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作过如下一番描述：首先，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费孝通将上述权力运作过程称之为“双轨政治”。所谓“双轨”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两者互为制约和补充。在皇朝兴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接关系，并确保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在官民之间的三个中介群体中，衙门吏役和乡约地保均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常能利用自身的职位作为赢利的工具。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乡村社会时，将这批人称之为“赢利型国家经纪”。与之相对，他将那些在地方上享有声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称之为“保护型经纪”。很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权力结构中真正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的结合。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而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作为官系统的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