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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中国地主阶层调查分析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