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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

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可见，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可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国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也。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两位大哥”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邦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攻击。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已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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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2）

冲突首先发生在儒家与佛教之间，主要反映在佛教的“轮回”学说与“弃世出家”的修行方法上。当时，已经混杂了大量玄学思想的儒家，只相信人死为鬼而不承认轮回之说。其实这种观念，自古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以至到了今天，一部分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这种说法。在这一点上，佛教始终没能彻底扭转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后来的佛教只能无奈地多多少少地迎合它。其次，佛家的修道方法，直接与儒家的“孝道”相对立。在印度的传统中，出家修道的行为，早在佛教产生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出家行为，都是在完成了各种社会义务之后才开始实施。古印度有“四行期”①的规定，人们必须完成了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后，在中年或晚年时才会出家。当然，这些传统很可能被佛教和当时的其他沙门学派打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年轻时弃世出家的，他放弃了继承王位、养育儿女等社会义务。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法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允许他的儿女为了离欲修道而断了后代香火。所以直到三国以前，中国虽有佛教，但没有自己的出家人①，政府甚至颁布命令禁止出家的行为。

紧接着，道家与佛教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在“灭”与“不灭”的问题上，两家的学说完全相反。比如佛教宣说的“灭谛”，是佛教四项根本道理之一②。也就是说，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仙，而是“涅”。“涅”就是寂灭，所谓“道成者身灭”。这与道家的长寿、永生、不死等保身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如何调和这些矛盾呢？以佛释佛，自说自话，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换一种方法，以道释佛、以儒释佛，倒是个不错的招数。此时《牟子理惑论》之类的学术著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附会佛教的理论。这种做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让人们坚信佛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早已存在。

这场“糊涂官司”打了将近200年后，到了晋末，儒、道之间首先联起手来，在使“玄学”广泛流行的同时，再次与佛教进行了一番互通互释，“玄学”化的佛教和佛教化的“玄学”，已经浑然一体，难分你我，“三教”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期”。

此后，南朝的思想界，被这股盛极一时的“玄风”刮得异常混乱。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将三教的本义忘得差不多了。脑海中的儒、释、道，基本被炖在了一锅“汤”里。此时的“三教”学者，都试图重新开始自说自话，但谁都很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梁武帝年轻时，游学于儒、释、道三家，必然受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博通“三教”玄旨的他，索性反过来以佛释道、以佛释儒，抑或干脆来个“三教同源”：既然源头找到了，怎么附会也不为过。最后的结果，是使名义上处在源头地位的外来佛教改头换面，为具有深厚传统思想的中国人服务。所以佛教从“度人”转变为“度鬼”，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后来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三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