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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说一个是字，林书记的脸色陡然一沉，接着就用一种威严的口吻说：“想不到南山垦殖场还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党委决定了的事情，你上串下跳要推翻党委的决定，企图牵着党委的鼻子走。这就是阶级斗争！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接着，林书记就从我的反动家庭出身，数落到糟糕的现实表现；再从文化大革命的斑斑劣迹，数落到不可饶恕的三反罪行……。这段话虽不长，却把我勾勒成了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魔鬼式的大坏蛋。

我心里明白，这决不是林书记的语言。一个刚来不满十天，连“金成”这个名字都是刚从别人口中才得知的新领导，怎么可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历史”，“劣迹罪行”如数家珍？对于林书记的复述――我只能把林‘书记的这段话用“复述”二字代言之，我静静地听着，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位新领导的尊重，更想看一看那个居心叵测的人到底给我泼了多少脏水。

林书记说完，我本想逐一申辩，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说：“林书记，如果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连南山有没有‘金成’这个人都不知道。显然书记刚才对我的评判全是别人的语言。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毕可风！……。”我在这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愤怒，说话的语气还是比较平缓和理智。

林书记不至可否地说：“他对你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好象从来也没得罪过他。”

“那他为什么对你这样？”

林书记的话很平实，没有半点官腔。我想，在书记面前，我不应有什么顾虑和保留，该说的就要向书记表个清楚明白。于是，我接过书记的提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但我知道他想怎么样。看架势，他是想利用你林书记初来，情况不熟，借这次文艺汇演的一点枝节问题，无限上纲，再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搞臭。但我不怕，香的搞不臭，臭的说不成香。林书记，我今天要到场部等他回来。他把我金成说成劣迹斑斑，罪恶累累，我看他能拿出多少真凭实据。我还要当着书记的面揭一揭他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丑事。请你书记当场作个评判，今后你也可以在南山的干部群众中了解了解，是我金成臭不可闻，还是他臭气熏天？……。”

虽然林书记与我只是在非正常情下的初相识，但看得出来，这位新书记不是一个惯于心高气傲的官僚主义者。他面对我的无所顾忌，听着我的滔滔不绝，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官官相护，也没有表现出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平民百姓的无视和反感。却平静随和地说出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他是领导，你何必与他正面冲突呢？我初来乍到，是不太了解情况……。你先回去，一次汇演没参加有什么想不开的，其他问题我会放在心里。我们早晚会了解清楚的，你要相信党委。”

听了林书记的这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再说即使我耿耿于怀又能怎么样呢？“一忍解千愁”，这是人生经历恩赐给我的处世法宝。

可是，树欲静风不止！我能忍气吞声，可人家要穷追猛打，我又岂能奈何？毕场长在江背分场开涮了我一番之后，第二天又跟踪追击到二分场，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在会上首先通报了南山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人上窜下跳与党委对着干。这个人就是你们二分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文革中幕后策划打砸抢的骨干分子金成。接着就添油加醋地把我如何擅自到县里活动，妄图推翻党委决议等等详细描述了一番。又联系我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把我的“反动嘴脸”重新勾勒了一遍。最后号召二分场全体党员要带领群众对金成这样的阶级敌人百倍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放松……。一番话说得二分场上空乌云滚滚，好象金成就要翻天了。

这种无限上纲，无限夸张的渲染之词我听得太多了，习以为常，虽然尖刻锋利，如果只动动嘴皮子，倒也无关痛痒。但我了解毕场长是个打蛇打七寸的人，既已动手就决不会仅停留在口头上。不过他也知道，枪毙、判刑他做不到，就是开除出场或者给个什么行政处分，也不是那么简单由他一说就算。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当场宣布：不能让金成在分场所在地，要把他调到偏远生产队去严加监管！就他目前的权力和我所犯“罪行”来看，最多他也只能办到这个份上。

顾人思意，中央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中心，省府所在地是一个省的中心，分场所在地自然是全分场的中心。在“中心”比在边远占着许多优越，如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多，活动空间大，又有食堂，生活方便，就是看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