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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嗓音，很像是北方某地的方言。

正是这两点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农民迥然不同的地方，使我产生了疑惑，我不由得问一路同行的贵州老乡，这是哪个少数民族。

贵州老乡说：“他们呀，是京族。”

于是我就记住了他们是京族的说法。走过离公路边较近的村寨，我还细细地打量着“京”族人的生活环境。和卡车开过的平坝相似，“京”族的寨子往往都建在挨着山坡脚的平顺地势。青山绿水，绿荫掩映着青砖的瓦房，缕缕炊烟飘散中，那水色、那情调，恰似我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比起我插队的寨子来，明显地要强一些。

回到砂锅寨，我翻开从上海带到乡下的新华字典，进一步的疑惑产生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是有京族，但是字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京族在广西防城县的三座小岛上，一共只有五千多人口。以后又查书籍，我发现广西京族不是我见到的“京族”，不但服饰不一样，就连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那么，贵州安顺附近的所谓“京”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戏剧的活化石——地戏

彻底解开这个谜，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罕见的屯堡奇观（2）

况且事情还有一点偶然，那纯粹是从我开始观看奇特的地戏演出引起。

地戏复苏于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贵州乡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好转，乡民们有了饭吃，手上有了活钱，身上的服饰自然多多少少地讲究起来，我插队期间看惯了的补巴叠补巴的破烂衣裳，逐渐消失。丰收以后，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们已不满足于燃放鞭炮欢吃狂喝一顿。他们要乐，他们也要有文化生活，表达他们人生的存在和喜悦的心

情。

于是地戏演出就在乡间复活了。

那时候我已在贵州省任《山花》杂志的主编，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贵州省音协主席的办公室，休息闲聊的时候，他几次热情地要我去乡村里看一看地戏，他说现在地戏可了不得，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竞相前来研究，被称为是戏剧的活化石。说话间，剧协的主席也跟着来帮腔，说剧协要和音协组织的侗族无伴奏大歌一起，让安顺乡下屯堡演出的地戏，到法国去演出。这两样原汁原味的艺术样式，是喜欢古朴艺术的法国人指名邀请的。

这么好的东西，不看当然是很遗憾的。

于是乎，候准了季节，在去安顺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几次地戏的演出。

所谓地戏，实际就是在平地上演出的戏剧。但是在贵州的乡间，要找一块彻底平顺的坝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看到的地戏舞台，仅仅只是山坡、寨子中央的晒谷坪、及相对平顺的坝子上的演出。观众大多站在坝子四周的山坡上，或是村寨团转的木板房上、树上、坝墙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赏。那气氛很像城市路人围观“猢狲出把戏”那么一种情景。只是气氛要热烈得多，大人喊、娃儿叫，姑娘们穿上花衣衫、小伙子往往蛮横地抢占着最好的地形，唯恐在观看中漏掉了精彩的一招一式。

地戏的演员们不像一般戏剧中那样须脸部化妆，而是穿着一色的蓝黑双色的长衫，黑面白底布鞋。同其他戏剧不同的是，每个演员都戴着一只木雕的面具。形象生动，神态各异，雕刻的手法十分夸张。考究的面具必然连着头盔，油刷得金碧辉煌，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面具雕出的形象，便是剧中人的身份。扮演者都十分自由，男人可以演女角，反之，女人也可以演男角。戏演出的过程中，有唱、有打，也有对白。对白的声音又使我想起似曾听到过的北方话，对白的韵律总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曾经在孩子们中间盛行一时的绕口令：“蜜蜂叮瘌痢，瘌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细细地听着绕口令一般的对白，让我有了新的发现。

就如同现代地方戏剧中的对白不易听明白、听懂一样，地戏的对白必须入神细听，才能听出点儿道道来。

当我奋力挤到前头，听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话语的时候，我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晓得后面还要说些什么了。果然，那几句我熟悉的吟诵从演员的嘴里吐了出来：

前面摆起三条剑，

后面架起九丛矛。

前面来者剑上死，

后面来者矛上亡。

这韵律，这节奏，是我插队期间从砂锅寨娃娃们嘴里经常听到的呀。

地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武打了。

地戏的武打是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