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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陶醉过程里，杨澜体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每次的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只是那时候的杨澜没有注意到妈妈疼爱的眼神，也没有注意到每当妈妈看着杨澜眼巴巴的神情，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杨澜感到很意外。因为妈妈看到邻居的孩子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杨澜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杨澜一边亲着妈妈，一边很懂事的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因为手枪的玩具不仅好玩，拿着威风，更重要的是，标价并不是很贵。虽然那时候杨澜还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杨澜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知道应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

杨澜天生的领导能力在与孩子们的嬉戏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的孩子看到杨澜手里的小水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玩具了。在当天，几个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之后，杨澜他们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会喷水的手枪。孩子们在水枪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

于是，夏天暑假的每个炎热的中午，杨澜就带着这帮孩子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当然射击的部位主要在对手的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有时候，你刚想张口说点什么，就会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伴随着得意的嬉笑喷进了你的嘴里。有淘气的男孩子就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这些开心的、得意的、愉悦的童声，惹得柳树上的蝉儿使劲地狂叫，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陋，但孩子们的兴奋与喜悦和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孩子就是孩子，只要在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就会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幸福印象。

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敌人好人”。因为手里有枪，所以游戏就更真实，大家也玩得很尽兴，很入戏。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经常会出现惯用的台词。比如：“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或者是“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之类的话语，有时候这样悲壮的情节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已经死了！”

马上就会有反驳的抗议“凭什么我死啊，我还没有呢，只是受伤，我轻伤不下火线！”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怎么了？”

“没怎么！坏人先死，谁规定的呀！？坏人还吃大鱼大肉呢！”

“要吃回你们家吃，现在是坏人先死，电影里都这样的。”

演坏人的不干了。“那干吗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当水枪里没有水的时候，就说一句：“灌水喽！”随着一个人的离开，大家就再也没有兴趣争了，再争执下去，到游戏的时候没有水可以用的时候，那才没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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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抓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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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腻味，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觉了，于是抓特务就成了另一个活动的内容。这样的游戏需要有人先藏起来，然后有人负责捉拿。

有时候是藏人，有时候是把枪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让大家来搜索。虽然可以交叉着来玩但还是有人提议了：“没意思，咱们要是能抓到一个坏蛋，才有意思呢！”

“对啊，对啊，可咱们去哪儿抓坏蛋啊？”于是大家就沉默了，好像刚才的兴趣因为没有抓捕对象的出现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大家兴趣索然。

突然有人说：“有了，最近，我们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要不我们就把这偷车贼给抓了吧？”

马上有人说：“我们只抓特务，小偷有什么意思啊。”反驳者用一种阶级立场，用一种孩子气的思想说服大家：“自行车是革命群众的财产，我们保护了群众的财产也是一种革命行为。想来我们欢迎，不来我们不强求。”说得态度坚决，全是电影看多了后背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