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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9月6日。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15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15日。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

“桐工作”辨析（19）

前文已述，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在匆匆间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而据周佛海日记，当年7月26日，日方确曾请周审查真伪，周观察的结果是“实不甚像”。《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中国文联出版社版，2003年，第327页。这一则材料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备忘录”是伪件的旁证，而且说明，它的作伪者并非如张季鸾所认为的是日方。铃木卓尔等人决不会自己制造了伪件，又送回去请人审查。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秘密。《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电》，转引自《小川平吉致近卫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第691－692页。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国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今井武夫*》，第162－163页。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前文已述，张治平被审查，并被软禁在重庆后，军统局继续派曾政忠到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9月18日、22日先后与铃木有过两次谈话。然而，这两次谈话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铃木视为“宋子良”。19日，铃木向今井报告说：“根据宋从重庆返回香港所作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因此，本谈判没有进展的希望。”《今井武夫*》，第160页。铃木的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他的对手和知鹰二那里。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份电文中说：“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转引自《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上述两通电报表明，9月18日，曾政忠与铃木卓尔会晤时，虽然已经通知铃木，张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参加日中秘密谈判的确凿证据。《今井武夫*》，第160页。又据同书及《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2页），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访问铃木，而据军统叶遇霖9月24日致戴笠电，此次的访问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铃木卓尔于9月27日到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作报告，仍称18日与“宋子良”会谈。见《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凡此，均可证明，铃木卓尔心目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和知鹰二另一通电报说：“子良近对铃木言，将出洋疗疾，希望中日问题早日结束。又岳军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对于子良路线，仍认为可靠。”失名密电，1940年9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这通电报告诉我们，曾政忠当时已准备“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同时，也还在继续哄骗日方，所谓张群“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即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为了阻挠日本承认汪政权，军统特务还在假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宋子良”问题上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