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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并称：自己已获得近卫与板垣的授权，还带来近卫首相的亲笔函，要求中国方面转呈蒋介石。戴笠：《报告》，1940年9月4日。

上述资料显示：两方叙述虽仍有诸多不同，但为准备长沙会谈，铃木卓尔确曾先飞南京，取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后又返东京，谒见近卫首相，取得近卫的亲笔函件。

通观日中双方留下的资料，可以发现，双方记载有若干相合之处，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相合处，自然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其差异处，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辨了。

【二】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将和知鹰二少将（和知，广岛人。长期在华进行特务工作。1928年任职于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32年任日本驻广东武官。1935年任太原机关长。1938年任兰机关长，负责策反中国的西南军政首长，此项工作即被称为“兰工作”。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部付”。次年5月升少将。）派到香港。和知鹰二怀疑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鹰二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欺”。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目前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此函署9月12日，从内容判断，应为9月3日之笔误。　。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9）

蒋介石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大为生气，判断张治平为汪精卫的“探子”，于9月6日指示戴笠审查。当日，戴笠紧急与已经应召来渝的张治平谈话。张强调自己的忠贞，声称在与日方八个月的周旋中，“我方坚持非去汪不可”。戴笠则认为日方一定有假，他说：“敌方既不肯毁汪，派铃木之来找我中央路线，必故作圈套，一面则表示诚意与我言和，一面则故放中央有讲和空气，企图国内外对中央都减少信仰呢！”《戴笠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

9月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掌行动司法）处长徐业道与张谈话。张坚决否认所询各点：1�否认有伪造军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之事实；2�不承认有章友三与陈超霖二人偕见铃木之事，声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有本人与曾政忠二人与铃木卓尔、臼井茂树、今井武夫等接谈。只是“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3�与铃木卓尔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称宋子良先生。徐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