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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结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谓中日和平之八项觉书内容交平设法转达我政府。”《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根据此函，可见确有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并且确有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与今井武夫的回忆相合，同时可证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报告中关于此点的遗漏。

（三）5月九龙四人会谈与今井、宋子良二人香港海上会谈

日方资料记载：3月25日之后，铃木与宋子良继续接触。宋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在努力实现中”。《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3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3页。4月16日，张治平自重庆返港，声称15日曾面见蒋介石。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所作报告，1940年4月26日，见时在中国派遣军担任记录的井本熊雄的《井本日记》，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4页。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坂田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一旅馆会见。章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声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今井武夫*》，第143页。此次会谈时，铃木从门锁匙孔中*了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应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会谈。宋称：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今井武夫*》，第144页。

九龙会谈在中方文献中毫无反映。1940年5月底，张治平致戴笠报告称：他在4月自重庆返港后，即遵照上级意见，不再和铃木卓尔往来。其间，铃木曾数次访问张治平，张均以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兼德国通讯社记者身份，“以采取情报之立场”与之会面，告以“中国决不能接受任何有损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条件”。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铃木卓尔知道自己的企图失败，于4月21日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请张治平面谈，张“婉词拒绝”。其后，铃木派秘书增田会晤张治平。据谈，铃木此次赴宁返日，会见板垣、今井及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报告在港活动经过，日本首脑部研讨中国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并给予对策：1�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两个问题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为顾全东亚全局，获得真正和平，可放弃此项要求。2�中国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愿在双方获得谅解之后，运用适当方法，毁灭“*”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称，板垣对中国处境困难，颇能了解，故对和平条件，并无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须明了的是：在双方停战或签署协定后，中国是否可以发表“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时日本方面也发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时机，如何阶段，可共同发表此项宣言？这样，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据，不致被认为是“战败溃退”。戴笠收到张治平上项报告后，于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号》呈报蒋介石，同时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桐工作”辨析（4）

《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3月中旬，接奉电令，敌人无诚意，勿再与铃木卓尔晤谈，张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后；铃木的秘书增田多次求见，增田并于5月间提出和平意见五项，内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之最后时机”等语，奉准再与铃木卓尔晤谈，“仍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条件”。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以上张治平的两份资料，绝口未提九龙会谈与香港海上会谈。

（四）6月澳门会谈

日方资料载：6月4日晚，今井武夫、臼井茂树、铃木卓尔在澳门与陈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张治平会谈，地点为中国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中有副本。宋子良所用名字为宋士杰。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态度表示：中国对“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国，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