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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本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飞行员，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是个中尉，做过欧洲战场陆军野战炮兵的先遣侦察员，挂着望远镜，带着报话机，跟随步兵甚或走在他们前头。他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弹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东西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没有发过大慈大悲，据他自己说，他认为也不应该慈悲。我在二○○一年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问他，他在战争中干过些什么，他把这场战争称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杀”。

他不带一丝悔意地说：“在一场弹片的暴风雪中，我让德国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间变成了夹心三明治。”

“乔伊的骄傲”上的飞行员让飞机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飞机下仍然挂着那枚紫色的操他娘的家伙。飞行员朝着巴那鲁鲁返航。“他就是这么做的，”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一定会希望他这么做。”

在后来的绝密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有人说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为此法官重重地敲着木槌声明，受审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开玩笑的”。引起哄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对空军基地人员的作为进行的描述。他说，当“乔伊的骄傲”带着那枚高于跑道地面仅一英尺的紫色的撵他娘的家伙准备着落时，基地的人从窗子里跳出来，都尿了裤裆。

“各种各样的车辆混乱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然而，法官刚刚恢复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鲁鲁、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和未经使用的核弹等等一口吞没。

第四章

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和绘画艺术家君特·格拉斯①得知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时，对我说：“在欧洲已经遇不到你这样年纪的、你可以与之聊天的男性了。”在基尔戈·特劳特和我参战的年月，他同埃利·韦瑟尔②、杰赛·柯辛斯基③和米洛斯·福曼④等许多人一样，还只是个孩子。我算是幸运的，出生在这里而不是那边，来自一个白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大家庭，我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这个大家庭现已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①的朗诵会。在会上他带着说教意味，对自己这一辈子生活比常人好了许多表示歉意。我也应该这么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对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谢。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一次，我仍然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出生。我仍选择离这儿大约十条马路的北伊利诺大街四三六五号度过我的童年，仍然甘愿成为那座城市公立学校的学生。

“我仍然将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选修细菌学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一切曾向我敞开的，也都向你们敞开。如果你们留心注意，就会发现这一切：音乐、金融、政府、建筑、法律、雕塑与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还有书本、书本、书本，还有老师和行为榜样。

“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

我也教诲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给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寿保险商人，曾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五○三三号。他说如果事情进展非常理想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它。

“他指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场合：也许是炎热的下午在树阴下喝柠檬水，或者闻到附近面包房飘出的香味，或者悠然垂钓但并不在意是否钓到鱼，或者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独自优美地弹奏钢琴。

“亚历克斯叔叔让我在遇到这样心灵感受时太声喊出来：‘真是美妙之极！’”

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笔墨在纸上讲故事是美国主要的行业。虽然我那时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决定：辞掉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待遇的通用电器公司公关员这一工作。我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能赚到更多的钱。

它们充斥着广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说和悬念很强的连载故事。

这几家是我的产品出价最高的买商。还有许多其他杂志亟需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我把一篇小说寄给我的代理人后，心里明白，尽管它可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但最终总会有人愿意付或多或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