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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作品；并宣布经组织调查，作者李泽浩是鲁迅美术学院绘画系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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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轰动全国的“芦苇”（2）

尤其应该一提的是，在“宁左勿右”的大氛围下，《北京日报》却在1965年4月2日重新发表此画，同时发表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描绘了一幅丰收的图景，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劳动的激情。在金色的田野上，一群青年人挑着刚刚收割的庄稼，送到场院里去，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充满了高涨的劳动热情。这幅画表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战线上，怀着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代，他们在党的培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邓拓则是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此画引起的风波平息刚刚一年，“文革”骤起，“革命群众”重提此事。中宣部、北京市委、团中央领导人陆续被打倒，“包庇李泽浩”是他们的“罪状”之一。团中央院内贴出了“胡耀邦包庇反革命画家李泽浩绝没有好下场”的大字报，《中国青年》原主编纪云龙因发表此画被红卫兵毒打，李泽浩本人也被红卫兵通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日子。旧“画”重提，这种思维方式迅速传染开来，一时间各地“革命群众”都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标”。李零回忆说：“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那时，长春人夏季普遍穿新生塑料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姜东平：《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12期）因此而受迫害者，难以胜数。

1978年初“文革”已经结束，但《你追我赶》仍未获平反。此时复出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提此事，认为当年批此画是“反动画”、把作者打成“反动画家”是极“左”思潮的典型表现，应予公开平反。《中国青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此时正在准备复刊，杂志社复出的主编纪云龙立即派人特约李泽浩到北京，专为杂志复刊创作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历程的油画《挥手从兹去》，发表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一时也为全国关注。历时十三年，《你追我赶》及作者终获平反。

在“文革”前夕，对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大批判”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但这些被批作品，都是“上面”点名、组织批判的。偏偏这幅《你追我赶》，是“革命群众”凭敏感的“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的，“上面”不仅没有批判的指示，反曾采取种种措施平息事态。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此事之所以更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正是“文革”前夕经过几年阶级斗争训练的群众心理、思维方式的预演和展示，正因为养成了这种畸形心理，群众才可能一声令下就那样狂热地响应、投入“文革”，做出种种疯狂、过激的行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几乎像被催眠那样易于接受暗示，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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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1）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文革”期间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常有政治运动，每次“上面”都要派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因为当时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根本不关心政治。

工作组一进村，“政治”便突出起来。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标志之一，是每天不知道要喊多少次“毛主席万岁”。出工前收工后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念语录喊口号“献忠心”，每次开群众大会时“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但来我们村的工作组却规定，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不能喊“毛主席万岁”，更不能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那时我刚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