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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天之下的母亲最乐此不疲的人生志业，如我后来教书时认识的一位女研究生，她狂热地读我的诗，几乎不是读，是吞！她说每天必读我的诗，不然就活不下去。我的诗已成了她每日必服的药片，她说这些“药片”可以医治她童年的创伤并有效地对抗她无比凶猛的完美主义母亲；而张刚，另一位年轻的日语教师甚至为我的《震颤》流下惊恐的神经质的热泪）。

那一年我９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５０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唉，又是母亲般的惩罚形式）。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长大成人后当我写出：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

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恨》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一、蛋糕（4）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而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

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１５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激情与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黑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１９９０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１７岁的“大诗人”杨多乐（他现在叫杨典，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轻的古琴大师和杰出画家）说：“要写诗吗，不要像我从‘下午’开始，上午９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

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９”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

时光强硬地向前推进。１９８９年７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诗歌翻译家李赋康讨论我的诗歌英文翻译，谈话中，我曾告诉过他我的诗深受父母影响，它的核心是“母亲激情”，它的外表是“父亲形式”。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像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火红的头发被目光唤醒

飞翔的匕首刺伤寂寞的沙滩

……

叛逆的*的儿子

空气淹死了你的喘气和梳子

……

愤慨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