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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

鲁迅逝世，朱安也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她的美好年华，因为不可选择地嫁给了鲁迅，就这么在压抑、卑微、忍让、孤寂和劳苦中如水流逝。

1943年4月，她伺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逝世；虽然鲁迅对她冷淡、嫌恶，但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这也是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现在，朱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最后四年的朱安，生活十分清苦。她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婆婆死后，周作人把原先赡养母亲的每月十五元转给她，但她知道周氏兄弟已经失和，坚决不用周作人的钱。许广平时常汇款接济她，但当时物价飞涨，许广平后来又入狱，所得也很有限。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

1944年，年老多病的朱安已欠债数千元，万般无奈，她登报出卖鲁迅藏书，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发布后，许广平托人和她面谈，希望她好好保存鲁迅遗物。朱安说：“我不也是大先生的遗物吗？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来人无语，只说许广平遇到困难，回去一定寄钱来。朱安立即改变了变卖鲁迅藏书的主意，并明确表示要把鲁迅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