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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台湾大学（5）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