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两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　这样地，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就这么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货，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周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我没有爬出来看到外面时，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其实也就是我农村经历的体验：我不了解自己的档案时，就觉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我开始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变得脆弱了。那样的日子才难熬啊！那样的生活才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匀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本来我几乎是万念俱灭了，心几乎是干枯了，可这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意义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它实质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也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了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冲刺。　可是，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人们会认为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大军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的每个社会角落，波及到每一居民家庭。下乡知青的境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同情，他们的安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最后，上海市政府终于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仍在农村，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就是无价之宝啊！绝大多数知青朋友都是借这个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们后来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去了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学历太低，无法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在今天体制改革中，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下岗的压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也有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可那毕竟是极少数呀！他们中许多人的现况，我感到痛心——在这一大变革、大动荡中，他们是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人生难得几回搏

而那时，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大学高考作准备。我以容国团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他是中国早年的乒乓球运动员，在1964年世界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今天，中国已成为体育大国，在历次国际体育比赛中，总有中国运动员赢得金牌和冠军。由于这样的体育健儿太多了，逐渐地，人们已无法记住他们的所有名字。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容国团，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中国赢得这样荣誉的运动员。　其实，容国团在技术和身体素质上，与那些外国的乒乓名将相比，处于劣势。他靠的是精神。在那关键时刻，他激发出了激情豪言：“人生难得几回搏——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