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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是愣了一阵，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爆笑：“打这个流氓童子？哪里学来的？”�

“弗罗伊德说的，在《性爱与文明》里面。”我胡诌了一句，每次我说脏话遭人攻击都往弗罗伊德头上按，反正他死无对证嘛。�

今天由杨排长请客，因为他已经正式上班了，所以他现在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明天早上要去见工，据说老板是个女的。�

“我说你这几天是唐僧，桃运当头，这次你一定会被录用。”杨排长说。�

“哪敢肯定？”我有些黯然。�

“你不是说你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童男吗，稀世珍宝！只要她知道了，你溜都溜不掉。这个消息你一定要透露给她，我保证你会成功！”他说。�

“我倒有个办法，只要胆子大，保证你迅速致富。”阿超说，“你到深圳拍买行去，宣布你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要求向全世界拍卖童子功，绝对全世界的富婆云集深圳，把你撕成碎片！”�

“别再说这些难听的话了，来，我们划几拳，”我岔开话题说：“我先和阿超来几拳，毛主席说呀酒是一副药呀，女人是祸水，你不要去喝呀，哥俩好呀桃园三呀……”�

二十四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那家厂，我在“中国华侨城”车站下公共汽车后再转乘本地人的摩托。大概一眼便知我是外地人，这家伙穿街走巷左拐右折故意兜圈子蒙我钱。约摸有十多分钟后才驶进一大片楼房林立、乱如秘宫的厂区，我下车后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原来它不过一家规模极小的厂，只是唯独的一座楼，楼高4层，是灰扑扑的内地常见的那种工房，还没有孙仁的那家厂的规模大，房子新。我在门卫的指点下登上经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我看见一至三楼全是车间，到处堆放着电子管、电线、集成块、电板、开关、电工钳子之类的成品和半成品。隔着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工作人员正伏案工作，竟没有一个是男的。我迟疑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一个小姐迈着碎步过来为我开了门：�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昨天看到贵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我忙说：“我没找错地方吧？”�

“请进来吧，”她放我进门后，指着一把椅子说，“请您先坐着，我先去给经理通报一下。”�她转身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我留意了一下办公室。一个墙角放着一人高的三菱空调，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电脑桌，桌上是台苹果电脑，精致的办公室上摆着红色电话和黑色传真机。不一会那个小姐走出来示意我进里面的经理办公室，我进去才发现那个经理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经理应该是五十多岁，腆着一个啤酒肚，梳着桥本龙太郎式的发型，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

“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