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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加地主”家庭。
但是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一时昏头,为亲友向负责科举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行贿事发,畏惧这一大罪的祖父先四处避难,后绝望自首,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接着,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后于次年散手人寰,留下寡妻和四个儿子。
短短三年时间,鲁迅的家庭从显赫跌入了困顿,身为长子长孙的他在这剧变中尝尽了世态炎凉。及至成年,十八岁的鲁迅去参加科举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里名列第一百三十六;在他准备参加绍兴府的复试时,一个小弟弟病亡,使他心情大坏,没去应考。他本就对科举没有热情,此后再未参加过考试。
不考科举,鲁迅去上了在当时人观念里尽是“邪说”、不算“正路”的新式学堂。他先去了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这个半军校的学堂里呆了半年,见识了把“钊”字读为“钧”的教员,后来在因讥笑说地球的“东半球公转、西半球自转”的教员而在两天内被连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之后,鲁迅转学到矿路学堂。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现代科学,成绩也多半是第一名。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学医学,再返回东京学德语、读杂书。他在日本呆了七年多。这一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更开阔了眼界,深化了思想,同时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结识了房东之女羽太信子,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久远、巨大的影响。
负笈日本时,鲁迅已经二十一岁,在三年前,他的母亲鲁瑞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就是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鲁瑞对她的温和、驯顺和勤劳赞不绝口。
鲁迅对包办婚姻这样的做法十分厌恶,但他对家道中落后承受无数风吹雨打的母亲却非常孝敬。鲁迅一生大约用过一百五十八个笔名,最常用的是“鲁迅”,原因就是母亲姓鲁。他接受了订婚。
订婚后,鲁迅连去见未来妻子的兴趣都没有,尽量拖延完婚。1902年和1903年,鲁迅两次从日本回家,母亲和朱家屡屡催促成婚,都没办成婚礼,鲁迅只叫朱家先让朱安放脚,并进学堂读书。到1906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了,鲁瑞觉得再拖下去无法对朱家交代,就使出了强硬手段。
鲁瑞给在日本的鲁迅连连去信,催他回家完婚,有时一天两封。对这门婚事极其抵触的鲁迅苦不堪言,说,“我因为生气和烦躁被搞得神经衰弱”;鲁瑞最后托人再写来一信,说“母病重速归”!
无可奈何的鲁迅从日本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鲁瑞哪有一点病容?鲁迅在被母亲安排单独长谈后,立即被人换上礼服,安上一条假辫子,准备迎娶他的新娘朱安。
花轿来了,轿帘掀开,先伸下一只脚,这只脚倒不算太小,不象始终被裹着的。新娘下轿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鞋子掉了,一只标准的三寸金莲露在众人前,掉在一边的那只鞋子里原来充塞了棉花。
为鲁迅始终拖延不肯娶自己而忐忑不安多年的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就在上轿前特意做了这样一番掩饰。刚下轿就败露,新娘朱安的表情极其狼狈。
订婚已七年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人:身材瘦小,面色灰黄,尖下颌,凸前额,与美丽、青春无关。
呆若木鸡的鲁迅在司仪的安排下机械地和朱安拜着天地。鞭炮齐鸣的热闹婚礼,掩盖着一代思想文化巨匠和一个平凡女子之间就要发生的巨大悲剧。
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只敢小心轻声地说两个字:“睡吧。” 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
第二天鲁迅连新房都没进,在母亲屋里看了半夜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屋里。
第三天,鲁迅还是睡在母亲房间。
恐慌和羞耻,惊疑和痛苦,新婚的朱安在空空的新房里手足无措,天天流泪。
没有蜜月,完了婚的鲁迅迅速回了日本;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这次他在家的时间,一般认为只有四天,最长也不过半个多月。
谈及婚事,鲁迅对友人周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深受现代新思潮浸染的鲁迅,时刻思索着中国人应有的“新的人生”,面对自身命运的这一反讽式安排,内心的痛苦并不在被他冷淡的朱安之下。
对母亲给的这份“礼物”,鲁迅并没有“好好地供养它”。19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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