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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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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八（5）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追赶主力，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