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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梁漱溟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以为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在种种和政府对着干的行为之后，自称“有脊梁”的他又低三下四的要求政府把自己划为“进步”的一类，还要求毛要有“雅量”。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