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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作者从文化改造入手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因此作者关于文化改造的构想；不仅在历史上有着启蒙意义；而且在经济制度根本变革的今天也有一定实践意义”。这一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由于本人对儒家文化十分感兴趣；让我想起新儒学的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文化理想；本人在《边城》中通过认真阅读发现了其中的许多儒家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我的论文题目。刘永泰认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可共同存在的；要建立现代文明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明。这一观点；我不大同意；我认为是好的文明都可以吸收；传统文明不一定与现代文明是绝对排斥的关系。

（4）“双重悲剧”说。刘洪涛、贺兴安、陈改玲、＇日＇城谷武男等人持此观点。刘洪涛认为；《边城》忧伤和悲剧来自于现实的；命运的和象征的三个层面。贺兴安从沈从文“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的感叹出发；专门阐释了“善的悲剧”。

（5）叙事学角度研究《边城》。田红、王向辉等一批新人用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边城》，给《边城》研究增加了新的气象。

（6）儒家文化的角度。龙永干、刘洪涛等人持此观点。龙永干论证了沈从文创作中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刘洪涛认为《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刘洪涛的论文对本文化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边城》叙事的目的是叙述者通过讲述一个湘西世界的美好伦理故事，意图唤醒人们对传统儒家伦理的记忆，尝试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簇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志在复兴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小说叙事中，含蓄地传达了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他发现了其中的闪光点，并且努力将其发扬光大。沈从文虽没有直接表达对儒家伦理的态度，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沈从文先生历尽坎坷，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坚持原则的人，积极向上的人，他绝非认同道家的消极无为小国寡民思想，从他的文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看社会和人生的人，他从古老的儒家伦理中找到了解决现代社会许多问题的良方。沈从文先生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正如他对远离现代城市的湘西边城的态度一样，他并不想全盘接受传统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需要改造需要完善，但并不是抛弃儒家伦理，抛弃它就等于抛弃传统，一个民族抛弃传统，民族自信和尊严就无法真正建立。刘洪涛也认为：“《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想揭示社会的腐败和人生的苦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无疑是叙述者尝试救治社会和人生的一剂良药。鲁迅揭示了宗法制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狂人、孔乙己、祥林嫂和闰土等人物形象彻底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鲁迅抛弃了传统，对儒家伦理彻底绝望了，他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沈从文从乡村走到现代城市，看到了都市人的堕落，回忆起乡村的优美风景，纯朴的边城民风，激发了他怀古的幽情，沈从文发现了传统的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