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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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