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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