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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发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