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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样。
她问我:“合适吗?”还就地转了一圈。
我笑了,说真好看。
她说:“真的?”
我点点头。
她又问:“我在哪间睡?”
我用手指给她,说被褥都是干净的。
她想了想,又问:“你不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习惯一个人睡。”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目光十分复杂,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问: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浴衣对于她来说本来就肥大,此时袖子已褪到了肩膀,两条丰腴的胳膊环绕着我的脖颈,更要命的是浴衣的腰带已经松落,她美丽的乳房和白嫩的腹部尽在我眼前。
她感觉到了我的身体反应,笑了,用手摸着说:“我还以为你有毛病呢,现在你更得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了。”她一边说,一边跨坐在我的腿上,浴衣早已滑落,就那样赤裸裸的,我可以闻到浓郁的肉香。我艰难地把头扭向一边,因为她那丰满的乳房已经贴在了我的脸上。
她在我耳边急促地呢喃:“来吧,我不漂亮吗?我的下面都湿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本能,说:“你漂亮,你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女人,我只是想和你能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不相信我的话?”
她松开了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纯洁的朋友和一段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以为这样对你不公平。那我睡觉去了?”
我点点头。
她拣起睡衣,却并不穿上,只是在手里拿着,就那样裸体走到她的门口。
看着她那翘翘的圆圆的屁股,我一阵眼晕。
在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扑哧笑了:谁会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没在一个床上睡觉?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Goodevening!”
她轻盈地去了。
早晨我醒来时,她已不在。
两年匆匆过去了,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也见过几次面。我知道她生意做得非常好,手里握着大把的客户,着实赚了些钱。我劝她找个人嫁了,或者正式的同居,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她说嫁谁?和谁同居?是你吗?是你我就愿意,可你又不要我,还讲什么?天涯漂泊我无家,早想开了。
我苦笑。
有一天晚上,她又打来电话。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瞎侃,她上来就问我对捷克市场的看法。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里既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长。然后她说:“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挪个地儿呢?”
“能去哪儿呢?”我反问。
“我倒有个好地儿,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
“哪个国家?”我问。
“暂时保密。不是不相信你,是你身边儿人太多。”她娇嗔地说。
“好吧,走的时候记着来找我就行。”我其实也是开玩笑。
她没来找我。
倒是陶川出狱了,在满世界找她。
她不见了,如同水滴蒸发。
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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