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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问题摊牌阶段开始了，那个星期一晚上七点三十分，罗伯特·特劳特在哥广接班主持现场汇报：

『特劳特：今天晚上，当全世界正在消化希特勒总理在纽伦堡发表的那篇等待已久的演说的时候，我们现在放送伦敦、柏林、布拉格、巴黎这四个地方相继发来的消息……报道新闻的是：本台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从伦敦播送；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从柏林播送；本台派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勒在布拉格播送；《芝加哥每日新闻》社记者约翰·T惠特克在巴黎播送。现在由默罗先生先从英国伦敦对大家讲话……

默罗；今天晚上，伦敦乐观气氛不浓……』

广播的安排，听来好象十分妥当周到似的；只有报界老手才听得出，哥广访员其实很少。虽然三十岁的默罗和三十四岁的夏勒头衔很长，哥广节目仅仅有他们这两个新闻分析家，而且哥广在整个欧洲也只派出这两个访员。他们在欧洲大陆到处跑，用电话互通消息。汇报节目是由他们七拼八凑起来的，这种搞广播的方法真是异想天开。他们居然获得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只因欧洲人对时事所知极少。不过，要知道内幕，还需要再过一些时候呢。几个月后，哥广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去加强采访工作，荷兰人听说他竟要向美国播送当天新闻，吃了一惊。早先访员从荷兰向美国广播，只谈本地风光，如郁金香怎么盛开，风磨怎么多之类。欧洲人觉得广播应该只供娱乐——说真的，多数美国人过去一向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叫新闻界保守派吃惊的是，通过电台来报道欧洲动荡不安的情况，非但不逊于登报，而且越来越觉得行之有效。卡顿伯恩稳坐第九播音室，一边吃夹馅面包，喝黑咖啡，一边就听到默罗和夏勒二人草草建成的通话网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报告准确可靠的消息。因为欧洲各国记者苦于新闻检查，而美国仍有新闻自由，所以9月里发生的危机，美国人比欧洲人所知还多。英国广播公司甚至不许丘吉尔在电台发表讲话，生怕他乘机破坏和平谈判（这一怕是有根据的）。英国有个杂志编者说，读者要是想知道捷克危机的实情，还是去听美国的短波广播吧。

不用多久，默罗就几乎跟卡顿伯恩齐名了。9月这个月里，默罗自己广播了三十五次，还组织记者分别从欧洲十八个城市口头报道共一百一十六次。作为驻欧办事处主任，他是第九广播室衔接欧洲的纽带；什么时侯无线电话发生故障或者语音不请，留神细听的美国群众就听到卡顿伯恩压低声音不耐烦地说：“叫默罗回话！叫默罗回话！”危机发生后早先那几天，这种情况不多。入春以来，驻欧记者已经大量增加，哥广安排了一位捷克女电话员，处理上百次电话联系。当时天气晴朗，欧美双方对话清晰可闻，真的能跟驻欧记者们隔着大西洋开“圆桌会议”。广播听众手里拿着哥广应索寄赠的“欧洲危机示意图”，同时就听到默罗或者夏勒跟卡顿伯恩或者特劳特彼此交谈，在图上又能看到法军开往马奇诺防线或者波军调往西里西亚。大致说来这有点象“掷采购地”的游戏。【一种在棋盘上进行的游戏，先掷骰子，赢了就取得某块地产。——译者】

到了9月15日，也就是危机发生后第四天，电台忽然出问题了。欧洲各国军队已经进入了阵地，外交官们每时每刻都在争吵，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瞪眼，——谁也料不到张伯伦不消多久就瞪不下去了，——偏偏就在这时候天气变了。用短波播送不象用普通电波，极易受大气层的干扰。一天天过去了，可是哥广老是听不到欧洲来话，卡顿伯恩叫默罗回话也杳无声息，于是只好转而靠电讯新闻。忽然间，全广驻欧记者来话清晰可闻，这叫哥广人员吓得一跳。原来全广异想天开，从欧洲播往南非开普敦，经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转送纽约。这样绕了个大弯，欧洲来话的路线延长了两倍，可是只慢了几秒钟，但字字清楚。哥广接着也依法办理了，不过他们还是觉得直通广播更好。

大西洋天气还是十分糟（洋面出了什么事啦？），可是布拉格的局面忽然急转直下。捷克倔强如故，它的伟大盟友英法两国生起气来，要对它不起，以示惩罚了。9月21日清晨2点15分，英法驻捷公使把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从床上叫了起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英法两国要弃盟背约了。虽则有约在先，可是现在他们决不出兵，捷克要么向德国独裁者屈膝投降，要么孤军抗战。那天从早到晚，贝奈斯找阁员开会，找政党领袖商量，向带兵将领征求意见，疲惫不堪，一步一拐。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贝奈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