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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参与消费话动，在于购买其他商品：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剂、配制好的蛋糕原料、轻泻剂、洗涤剂、刀片、润肤剂、香烟，还有——对大多数家庭属于大项开支的——新汽车，而这些都是在电视商业节目中叫卖的。在商品的扰嚷宣传声中，随时都要电视观众去留心，去买新的商品的，如有必要就去向可靠的信贷公司举债，以便分享那说得天花乱坠的美妙生活，否则就有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危险，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消费者进行愚弄和操纵的概念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广泛地意识到这种作法则开始于这一时期的“顾客诱导术”的研究，及其涉及的一切内容，正在变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感觉到这种诱惑性的存在。广告业中玩弄花招的能手之大言不惭，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把肥皂的香味、皂沫的结构，纺织品的洁白度，说得神乎其神，并以此自鸣得意。这些人信口开河——夹以用户意见和销售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什么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凡是抽烟的主全改抽“马尔巴勒”牌香烟了：都丢掉原有的衬裤，去买“织机之果”公司的骑师式短裤了；都一窝蜂拥到信贷公司去借款，以便妻女们能够肯定地回答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据菲利普·怀利说，一切以美国妇女为对象的广告实际都必然包含着这一问题）：“太太，你可够条件？”

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