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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