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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

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

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

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

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

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

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

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外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

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

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绪的

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

——签证、美援、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

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我很欢喜。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日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

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

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

使是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

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誉以及热烈的回

应，是同我们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

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的。但不幸

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他们解脱责任的

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享受进化的喜悦，但

突然间，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蛮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代价

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加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内呀，接

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地欣赏到一盘

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的思想先驱，可以

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里，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

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

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

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XX，也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

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

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

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

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

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退士。但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

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启超

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