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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背着a领导退还给了我）。

那几年各地掀起写志书的高潮。八六年初，党委决定由我一人编纂《南山垦殖场场志》。南山垦殖场是一九五六年创建的老场，近三十年的建场历史要编纂成志书，光查档案抄资料，其工作量之浩繁，只凭一人之力，在短时间内如何完成？况且还要整理资料，编写成文。更让人不解的是，直至一九八六年六月，场里既不给我安排办公室，又不让我进档案室。a领导还交待我说，学校工作只准搞好，不准耽误，出了问题拿你是问；编写场志也要按时完成，如年底前不能交帐，先取消党员资格，再撤消校长职务。听语气，这话好象是一句玩笑。但玩笑的后面是什么？让人不寒而栗。直到暑假期间，在我多次要求下，场里才调了一位退休教师协助。

一九八六年五月，我的预备党员转正时间已到，不知何故，被处以延期半年。

更令人窒息的是，学校工作困难重重。原来的赞赏突然就变成了令人难堪的指责，甚至我有要事需面见领导时，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无端训斥。好在许多问题此前抓住时机在党委的支持下得到了解决，要是拖到现在就难上难了。

钱，按时扣清了，场志，按时完成了，学校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年底，我的预备党员延期转正时间已到，我想总该有个说法吧？可是，我这点希望也落空了。不转正也就罢了，就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我也无话可说，虽然觉得冤，但事情总算有个了结。可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事态不但没有了结，而且还在暗中升温激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我刚从教室回来，突然听到后面有敲门声。我走过去开门，只见一位老师满脸神密地钻进屋来，悄悄地对我说：“金校长，今天场里来了调查组你知道吗？”

我惊讶地说：“调查组？！”

老师说：“是冲你来的。”

我很快得知，调查组由党委付书记任组长，成员有纪检书记，分管文教的副场长和一位调研员共四人。调查的对象是我，却又不进中学，而在小学那边；进得校来，先不查问题，而是先了解哪些人对校长有意见，哪些人挨过校长的批评和处罚，然后就找这些人一个一个问话。

很明显，调查组的来头非同一般。其谈话的对象、地点的选择，调查方法的讲究，让我吃惊不小。是不是我哪里出了大问题了？我仔细反省着自己，从头至尾一件一件地梳理我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回忆我在一些重要场合说过的话。绞尽脑汁也发现不了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犯过什么大错。那么，这次调查又因何而来呢？后来，调查组的同志告诉我，这一次是有人书面举报。举报的主要内容大意是：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金成说，南山工作搞得不好，a领导站不住脚，早晚会走（混蛋）；

——某天，金成到肖老师家里说，肖老师，这几年你受委屈了，没关系，我支持你，我会设法把你调回中学来；

（肖老师原是南山中学的一位老教师，一九八三年因与a领导有关的某种原因被调离南山中学到一所村小任教。于是，这位老师就四处告状，从此两人结怨很深。）

——某时某处，金成说，南山写场志，还不就是为了突出a领导个人；

——某日某地，金成说，某某书记水平低，某某场长能力差，甚至还说了某某领导是饭桶草包……

每一条都有板有眼，时间地点详细明确。当然，信中还举报了一些我以权谋私方面的问题。

接到这样的举报信，派调查组调查是必要的；找我的反对者问话也无可厚非，因为只有他们的证词才能反映真象，最能说明问题；到小学不到中学，大概是怕干扰中学的教学秩序；让我靠边站是为了使调查能顺利进行。所作所为，顺理成章。但是，人毕竟是有思想、有良心的。被找去问话的人，有的虽然曾在工作中与我曾有过节，但人家还是三个铜线摆两边——一是一，二是二，没一个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调查组翻箱倒柜找我的以权谋私，也一无所获。几位领导费了很大的劲把问题一一搞清了。调查结束后，有的领导私下里愤愤地对我说：“扯鸡巴蛋，我说你金校长怎么会讲那种混帐话嘛！”

这个捏造事实的人是谁？如果不是调查组的领导告诉我，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人就是我亲自推荐的、常随我车前马后的d老师！调查组领导直言不晦地说：“就是他在兴风作浪！”

作为我信任的人，作为我极力向党委推荐为我的接班人的d，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让人唾弃的恶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