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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破解出来，恐怕就能解了我的不白之冤。但警方会相信吗，如果一切证据都对我不利，恐怕不久之后我就要身陷囹圄，有谁能帮我奔波追查？

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

二，兄弟姐妹一起冲（1）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梁应物所在的X机构专事研究各类异常现象，我经历的事一般人会觉得荒谬，可他却不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反而会认真对待。

我让梁应物去安抚一下我父母，先别赶着来广州或北京，该怎么说他看着办。

估算着快到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对梁应物说：“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