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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陈乐民 我在加拿大，她在美国，要是坐一个小轿车的话，很快就过去。我们就通个电话，严守不到第三国的纪律。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9）

资中筠 从改革开放起，思想开始解放，到80年代末，思想又大解放一次，所以我就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在那之后，我觉得我的思想又多解放了一点。

李怀宇 陈先生觉得欧洲研究与美国研究之间互相有影响吗？

陈乐民 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历史性的。美国是欧洲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产生出来的东西。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延续性，现在美国的学者包括他们的政治家，仍然承认他们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只不过欧洲的文明传到美国之后，根据美国新的情况，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欧洲文明是一条线的，有区别，但不能割裂。后来不少研究美国的人，特别是现在，就变成实用主义了，觉得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其实是不行的。

李怀宇 现在有一种思潮就是：特别想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他们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它走完。

陈乐民 很难搬过来。

资中筠 我觉得现在有两种思潮。你说的是一种，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强调中国的特色，而排斥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的东西。有一种就是说人家已经走完那么多年了，我们还远着呢，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先不用实行，特别是民主、改革这些东西。另外，就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是两种，照搬的是搬过来一些皮毛，排斥的也是一种。

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1）

我到了香港就接触了共产党，与廖承志、夏衍他们相识，我们在上海的那些进步青年就靠拢了党。一接触共产党我们就发现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够朋友。我们当时就编了八路军的画报，《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战以后我们都改成画八路军将领，都是爱国题材了。

采访丁聪，先要过“家长”这一关。丁聪的“家长”是妻子沈峻，电话预约时，她仔细地问清采访的主要内容，连到丁家的路线，她也会细心地指导如何坐车。第二天顺利到达丁家时，“家长”热情地引路斟茶，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便悄然地忙她的家务去了。在“家长”面前，丁聪像个小孩，什么事都不大管，只管听“家长”指挥。丁聪说，“家长”比他忙多了，以前“二流堂”的老友聚会，都由“家长”张罗。郁风说他：“画他喜欢的画，吃他喜欢的肉，有他喜欢的朋友，津津乐道地受他喜欢的妻子管制。”

客厅的墙上挂着老友黄苗子的字，黄永玉的画，家具上到处摆着书，看不出摆放的章法，一排《读书》杂志倒摆得整齐。丁聪笑眯眯地坐在书堆里，谈吐随便得让人严肃不起来。谈起自己的父亲“老丁”丁悚，丁聪就像聊家常一样，事无巨细地回忆着，以至于“家长”为我们续茶时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头，怕一个上午都聊不完家事，丁聪笑眯眯地转换话题。当谈到中国漫画的命运时，丁聪依然是笑眯眯的，但言语之中流露的是对艺术的痛思和人世的关切。

丁聪气色很好，却说前一阵摔了一跤，躺了两个月，身体才好，老友们刚有一个聚会。现在社会上的活动他很少参加了，以前经常跑去《读书》编辑部，现在家离杂志社很远，公交车太挤，也不大去了。“一般是他们送稿子过来，我在家里画，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老人家笑道，“这也是健康的一个秘诀。漫画是我唯一的爱好，我不能放手啊。”

现在家里只住着丁聪和沈峻二老，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国外。丁聪告诉我们：“我四十岁结婚，就只生一个孩子，我不敢多生‘右派’的孩子，怕祸延子孙。孩子毕业以后，因学的电脑，当时国内还无用武之地，只能出国了。今年暑假，我儿子带了两个孩子从美国回来，我就带了孙子去乡下祭祖，他们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