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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购买不超过500亩土地的资格；于投资者而言，既可以获得爵位（在古代，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又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拥有了管理权，自然拥有收税权）。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

当夏元吉看到关于人头税的内容时，一开始是准备进谏的。因为他认为人头税附税对于贫民和贱民实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论上是讲究“仁”的。不过朱棣对此早有预料，因此特意解释说：将缴不起人头税的贱民和贫民移民海外，是为了充实海外那个为建文皇帝遗孤所建的王国——朱棣的殖民目标自然不止区区一个吕宋，只不过殖民需要讲究循序渐进，第一阶段恰巧正是吕宋罢了。

对于这样的解释，夏元吉不禁默然。

对于转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丝愧疚的。朱棣对那些“左逆文臣”及其亲族的处置，官方说法是发配海外。然而人多口杂，朱棣又没有下达噤口令，因此他与“左逆文臣”的约定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开去。对此，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此乃仁义之举。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名君，然而玄武门之变时唐太宗弑兄杀弟倒也罢了，却连侄子们也要斩草除根，后世文人对此还是多有诟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仅放过建文皇帝的遗孤，还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们以及忠于建文的大臣们打前站，为其在海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样的处理方式，令朱棣赢得了不少文人的好感。

如果只是将忠于建文皇帝的臣子打发到海外去，人们还可以怀疑朱棣只是想将和建文皇帝有关的人打发的远远的，以便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后来朱棣又专门明诏天下，宣布心怀故君者可向官府报名，由官府统一将其送往海外为建文遗孤专门成立的王国去。

明诏已经下发一段时间了，然而响应者廖廖。中国人大抵都是这个样子，茶余饭后私底下议论时，人们都会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让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建文皇帝的后人，却是谁也不肯的。

现在，朱棣又专门用改革人头税的办法，为建文皇帝的遗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来，此举简直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因此，进谏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里。

朱棣并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经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没准会笑趴下。事实上，朱棣不仅不认为自己能够和仁义扯上什么关系，相反，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附身成为永乐大帝后，心肠迅速地变硬变冷，良心、同情心什么的也相继不翼而飞。

朱棣知道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与常人大不相同，按后世的医学观点看，多少也有点精神病的意思。朱棣对这种变化却并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职业病罢了——若是太过善良，必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既然当皇帝的大抵如此，朱棣自然不会没事找事去背负什么心理负担。

略过朱棣对自身变化的认识不谈。后来，当夏元吉看到地主或是家主可以为奴婢、佃仆缴纳人头税附税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诡寄”这个名词。传统意义上的诡寄是指地主为了少缴赋税，而将田产挂在应当享受赋税减免的孤寡者名下。夏元吉怀疑，地主们为了减少对奴婢和佃仆的人头税支出，或许会将田产挂在奴婢和佃仆的名下。

一目十行地读完役法改革的内容，夏元吉缓缓地摊开纸，若有所思地开始磨墨。

对于朱棣的役法改革思路，夏元吉基本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他只是想着怎样才能为这篇大好文章拾遗补阙。

第六章　祖先崇拜和烈士陵园

夏元吉花了大半夜功夫反复琢磨才总算写完了条陈，谁知道第二天到了太和殿，时辰到了，夏元吉意外地见到一个太监出来宣布“皇上今天不早朝”。夏元吉向那位太监打听，想知道皇上是否有空接见自己，可是那位太监却只说不知道，多的话一句也不肯说。无可奈何之下，夏元吉只好怏怏将条陈封进密匣，托那位太监呈入宫中。

事实上，朱棣此刻并不在皇宫，而是正在去烈士陵园的路上。陪同他的，除了保卫安全的侍卫以及服侍的太监外，还有礼部尚书李至刚。

按照原来的历史，李至刚此时的官职并不是礼部尚书，而是礼部右通政。而朱棣出于个人的喜好，把李至刚当上礼部尚书的时间稍微提前了点。

吏书上记载，李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李至刚有才华是大家公认的，不过呢，李至刚缺点也不少，用解缙的话来说就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

原来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