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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1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门罕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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