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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由此想到了转守为攻，他们的对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动对苏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把飞机全炸光，以便一劳永逸。

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空军指挥官，曾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校长助理，在飞行作战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献策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极具价值，不仅是对策，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袭计划报到关东军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认为，既然苏联空军“越境”攻击在先，日本航空队当然也可以“越境”还击。

不过他们也估计到，参谋本部可能不会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为免影响飞行集团的独立作战，辻政信准备先斩后奏，等取得战果以后再请参谋本部予以追认。按照陆军的习惯思维，只要有了战果，就一切都好说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关东军采取了瞒报手段，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正在东京出差的一名关东军参谋泄露天机，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岩畔一开始就是军部内的“自重论”者，他马上就递话给参谋本部：说了不要让关东军轻举妄动，你们不信，这不，关东军马上就要越界轰炸了，你们知不知道？

参谋本部听到后大吃一惊，中岛次长感到此举过于冒险。一者像岩畔所说的那样，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二者，苏军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对东北工业基地进行“越境”轰炸，当时日军在关内的军需供应很多取自于东北，一旦遭到空袭，损失会非常大，而苏联在远东又没有什么重工业，想要对等报复都找不到机会。

中岛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拍去电报，劝他不要进行轰炸。关东军的回电倒也非常迅速，说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贵部”（指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门罕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不要再管了。

从电报的用词来看，应该是矶谷参谋长按照植田的意图所拟，但让中岛挠头的是，电文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个是上级，哪个是下级，一个“贵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两个平级单位哩。

中岛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果敢的人，加上关东军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战课课长稻田找来商量。

稻田的办法是，派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到长春，直接传达东京的旨意。

中岛、稻田都不知道，这份关东军的回电并不是矶谷所拟，甚至于植田和矶谷都不知道回电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在这份电报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一栏内，盖的全是辻政信一个人的印章，代理签字也是他一个人。课长也就罢了，关东军内却并没有军司令官和参谋长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规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为自不待言，但植田、矶谷的迁就责任也无法回避，由此可以看出日军高层在指挥，也就是所谓“统帅权”方面实在是非常混乱。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位日军大佐曾指出，仅仅凭关东军给中岛的那份回电，植田、矶谷就可以被予以罢免，甚至如果是在苏军和德军，一个对军部“抗命不遵”，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头落地。

至于辻政信，敢私自草拟并签发电报，就地免职的处分应该是最轻的处罚，同时军队还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发电报”一案在搞乱日军“统帅系统”方面，称得上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事例，不过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过于急功近利，实行层层欺瞒的一个必然结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来长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烦来了，不能不向上汇报。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虽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调，然而其中反映的却正是植田和矶谷的意思，两位关东军大佬都想把轰炸进行到底。听完辻政信的汇报，大家赶紧一起商量应对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应于6月25日到达位于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推迟。

6月30日是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飞行集团，要求加快准备，并将出击时间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飞抵大连。在矶谷的亲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着要去长春，但被接待人员拉着，又是逛街，又是参观，一天就这么挥霍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工夫，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了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了塔木斯克空军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基地停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