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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302页、306页）高岗是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中共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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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谁歪曲历史（3）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官员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心里想：“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苏方制定的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苏方为抵制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6月初到大连视察，“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这5天内完成”。刘顺元向斯大林亲自任命的苏军最高司令官梅尼兹柯夫（应译为梅列茨科夫）陈述货币改革的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从梅的坚决态度上来看，梅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战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知道如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刘顺元一再同苏军抗争，被苏军赶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汇报，赶走刘顺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这便是苏联“委托”旅大的真实写照。

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斯大林说要经营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中国对该铁路投资极其微小，并已得到偿还。宋子文反驳说：“苏联早已把中东路廉价卖给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贬低中国修筑中东路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中东路经过中国，中国以筑路租让地的方式向华俄道胜银行投资，租让地总计两百多万垧（每垧合15亩），折合多少卢布说不清，总之不小。筑路的劳力主要是中国工人，他们的劳力又折合一大笔卢布，怎能说“投资极其微小”呢？宋子文说的倒是实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伪当局（满洲国）。”（《风雨浮萍》第253页）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但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铁路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方又占了上风。

谈判最关键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即对雅尔塔条约中的“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认为“保持现状”即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希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