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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飞扬跋扈的时间不长，一年后，他已经让斯大林讨厌了，看出他是蠢货，下令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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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8）

留明被捕前为斯大林出了个好主意，制造了医生杀人犯案件。消灭委员会和与此同时展开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在苏联普通人心里煽不起对犹太人的疯狂的仇恨，无法按斯大林的意愿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医生案件能煽起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于是女医生季马舒克便应运而生了。她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1953年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医生杀人犯》的社论，季马舒克揭发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都是犹太医生有意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赞同的留明设计的阴森恐怖的方案，事情应如此发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后，便对医生案件公审，立即判处死刑，并在红场上执行。愤怒的人群从行刑队手中抢夺这些杀人犯，要把他们活活打死。但行刑队不允许群众这样做，他们要把医生杀人犯吊死在红场旧时的行刑台上。接着全国掀起排犹狂潮。之后先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由电台广播全国犹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实际上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请求用把犹太人驱逐到远东比罗比詹的办法消解人民心头的万丈怒火，让他们到那里为自己民族的杀人犯和叛徒赎罪。斯大林仁慈地满足了犹太知名人士的请求。留明的方案不知为何只部分地实行了。医生们并未被处决，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还是写了。公开信由明茨、米丁两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长马里宁共同执笔。米丁是哲学家，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30年代由沈志远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学生中很有影响。明茨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他们起草的公开信让苏联各界知名知识分子签名，大多数人都被迫签名了，连作家格罗斯曼都签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种借口拒不签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赖森和老作家卡维林。作家爱伦堡拒绝签名，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劝他签名，因为在犹太知名人士当中他影响最大。爱伦堡回答道：“我郑重声明，发表这封信会破坏世界和平运动。我有约里奥·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生杀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们将退出和平运动。我无法签名，因为党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负责世界和平运动，我要对党和斯大林同志负责。”马林科夫建议他把拒绝签名的理由写信报告斯大林，并警告他后果极其危险。爱伦堡还是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由于我遇到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自己无法解决，只得打搅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马里宁同志给我看了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并让我签名。我认为同您交流我的疑虑是我的责任，并想听取您的忠告。

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同化，即犹太血统的人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民族融合。我担心仅以种族属性联合在一起的俄苏文化代表的联名信会加剧民族主义危险的趋势。

我特别担心，《致编辑部的公开信》将对我们深入而广泛展开的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是一次打击。每当在各种委员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问我苏联犹太语学校、报纸为何消失的时候，我总理直气壮地回答，战后“犹太人居住区”已完全取消，犹太血统的新一代苏联公民不愿意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民隔离开。公布这封由犹太学者、作家和作曲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有使卑鄙的反苏运动复活的危险。

对进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英国人来说，“犹太人”这个词不表示民族属性，而纯粹属于宗教属性，因此诽谤者会利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