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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列宁12月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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