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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出来。

此时此刻中国人的心态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传统文化被说得一无是处，照搬西方文化又屡屡“水土不服”……民族的心灵仿佛瞬间从博大精深变得空虚落寞了。

套用*·韦伯的话来说，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4叩问历史，远的我们或许记不住了，就说百年间的事吧。20世纪100年的总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中国做到了。

1918年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是年底，中国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代表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团员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

考察团此举有双重目的，其一参加巴黎和会，其二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触景生情：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如是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信念。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其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感叹。自从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欧洲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所以，直到1903年前往美国访问时，梁启超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此时，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是他眼中的共和 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地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直到70年后的今天，“70后代表学者”许知远帮我们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3）

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而拯救他们。

我们来进一步看看这位“中国70后”是怎样顺着历史的逻辑，来深刻解读近百年前那段经典的历史的——46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时间，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当时的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1918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情绪最终在1923年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

这场论战，也显示了日后中国很多争论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维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科学获胜了，但是胜利中又充满了苦涩。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凝视那段历史的话，就会深切地感受到，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