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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狂，打电话去求能不能帮个忙。电话打多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出事了。

王巍：首先他把危机扩散了。许多企业起步时是依赖关系的，尽管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市场能力。但是，危机来临时，本能地他还是要用关系来摆平。但此一时，彼一时，大家彼此利益关系的计算基础和模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寻找过去的关系往往不过是给自己的炸弹又增加了一条导火索。

中国很多企业家不得不成为苍蝇（2）

范棣：结果大家都不敢接近他了。第二，这个时候他试图用钱摆平。但是，当大家都知道你出事了以后，再拿钱摆平的话，问题可能就更大了。结果，自己暴露，被抓了进去。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只是牵扯到他的儿子身上，到此为止，但他为了救儿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弄巧成拙。这是一个在危机中崩溃的企业家采取的连续错误的方法，使得危机变成了彻底崩溃。他从十几岁时一个农民做起，四十几年，并不容易，家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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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失败当成一种娱乐节目

王巍：在美国，比如说安然公司出事了，基本上是安然破产，顶多牵扯到一些关联公司。而且，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存在一个迅速分散危机的中介机制，律师、审计师，法院、政府监管机构甚至社区，都按既定的牌理出牌。社会舆论也习以为常，不会有意煽风点火，进行非商业的泛道德攻击。但在中国则不同，一个企业崩盘往往引起当地政治、经济的全系统雪崩，崩溃本身变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各个相关利益群体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企业出事，也许仅仅是短期的头寸困难，或者是企业家个人丑闻，或者是传媒的捕风捉影等。只要企业突然出现脆弱点，有可能亏3个亿，银行就可能釜底抽薪单方面撕毁信贷合同，客户群体会趁火打劫停止正常往来，公共服务部门断水断电，公检法不请自来，最后一定会把20个亿的连带损失砸在它身上。这种崩溃就不单是一个企业的崩溃，更是信用制度和商业文化的崩溃。

民众有一种好奇心理，将企业失败看做娱乐节目，不愿意从失败当中研究什么教训，只是先怨天后尤人，满足于一点非常肤浅的解释。于是，中国商人或者民族缺乏历史记忆，同样的企业失败往往是低级错误的不断重复。

范棣：企业家要避免在崩溃中成为一只苍蝇的话，形成一个良好的心态很关键。这里，我还是说一个故事，一件真事。

在上世纪30年代，印尼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姑娘，14岁就从农村到城里给人家做保姆。离开村里的时候，身上带了5个卢比。干了20年，从保姆、清洁工、纺织工、工厂经理到业务主管等等。35岁的时候开始创业，干了30年，成为印尼的一个富豪，有百亿卢比的身价。在她65岁的时候，与几个很强的国际企业竞争一个很大的能源开发项目，她倾其财富投注于项目中，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她不应该那样，风险太大，没必要。结果她最后胜了。之后，有人问当时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当初从农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5个卢比，如果失败了，全军崩溃，她只不过失去了当初的5个卢比和一些利息而已。她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找回那5个卢比。

难道失败是一个道德与人品问题吗

这是一个5元钱的心态。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对于成败，也许不必太过于看重。你刚才讲得很对，中国的企业家把成和败看做是生活的唯一标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成和败都是一个常态，你不是成，就是败。中国人胜了就是鸡犬升天，败了就一败涂地，全部完蛋。大部分中国人把败看成一种可耻，把失败当成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看待成败，就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危机。

一个企业家在崩溃的时候，应当超脱名誉、地位、财富得失来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地冷静面对问题，承认失败，接受可能的最坏的结果。有了这个心理底线，把处理危机当做一个正常的任务，防止崩溃的底线就有了。对崩溃的心理防线有了，就会重新在心里建立起信心。

王巍：大部分中国人由于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信仰，所有的计较都是以在现实中的成就为最高成就，往往是单向思维，只能成不能败，而且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好。内心里也不接受周期性，弄得大家心理紧张。

我有一个朋友，他当年在海南做房地产做得很大，曾经是海南航空的个人最大股东。但是后来海南房地产泡沫中他的损失非常大，立即从亿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很多人纷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