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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保护，因为企业是社会经济利益的载体，大家更关心的是就业，是税收，是生活稳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关注点不在企业家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往往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甭说经营失败，企业崩溃，就是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家个人也得承受政治上的责任。因此，一旦企业出现危机，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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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时有一万只脚踩上来

范棣：这里面还有一个博弈的问题。美国的破产法就是一个博弈的结果，但这个博弈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博弈。政府做一个中介人，通过法律手段，替大家制定一个合作规矩，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有助于解决企业的危机。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本来就很脆弱，所以需要保护，不能让债权人乘机损害这个企业未来的利益与前途。所以，政府通过法律干涉，给这个企业三年时间，重新站起来。如果三年还是不行，那对不起，企业你再走上正式的破产，彻底崩溃。这就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制度性保护，也是对企业家创造精神的保护。这个制度是一个博弈，是一个合作的博弈，双赢的博弈。

目前中国的企业经营生态环境大大不同，企业一旦有了问题，所有人就立马站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与企业家进行斗争性的博弈。银行是你的敌人，媒体是你的敌人，大众是你的敌人，朋友也是你的敌人。所有人都要打倒你，再踩上一万只脚。为什么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道理。比如，银行关心责任问题，具体办事人员担心被扣奖金，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企业你给它半年时间，就可以活过来，但是谁担责任啊？没法给机会。一般的大众更是幸灾乐祸，看到一个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倒了，还不如自己，痛快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所有人都站在企业家的对面，令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以后，就迅速崩盘？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破产保护法律，让企业家能够有一点安全感，让这个社会最活跃的生产力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中国，企业家是弱势群体

王巍：我又要回到文化层面上来说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尽管我们现在鼓吹市场经济，但是商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弱势群体的话，企业家也应算是弱势群体，尽管他们经济上可能很富有。在中国，13亿民众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工人。中国的江山，民为社稷，在民以食为天的情况下，商人远远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因此，一旦企业出事，要崩溃了，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或者无法再继续给其他人提供利益的时候，舆论导向会谴责企业家，企业家成为情感宣泄的垃圾筒。舆论认为，一定要抓害群之马，一定要抓企业家。这就是你说的斗争性的博弈，盖棺定论，一旦企业出事了，先盖棺，处理企业家。

例如，去年的中航油做期货失败导致5亿美元的损失。唯一抓的就是一个陈久霖，其他人的责任呢？董事会没有责任。具体导致交易失败的那个韩国人什么事也没有，仍然给他发工资，只有陈久霖一个人承担责任。舆论上说是他刚愎自用，人品有问题，既不懂管理，也不懂期货，更不懂石油。于是民愤极大，抓住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那么，是谁给了这个三不懂的人这么大的权力呢？好像没有下文了，就是一刀切地警告国有企业不得做期货交易，干脆断了保值业务的路，退到原始市场经济的路上。现在国家又把这个企业注资做活了。你看，崩溃的还是企业家个人，没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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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民间资本

范棣：中国是一个特别缺少资本的国家，特别是缺少民间资本。除了国家资本，就是外来的资本，西方的资本，很少民间资本。中国急须解决的问题是培养民间资本，或者说是培养除了西方输入的资本之外的市场资本。有了民间资本，才有可能避免那些人只能向银行借钱。因为没有其他的资本来源，资本市场又不发达，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是国有的。民间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很大后果，是造成中国经济瘸一条腿，不能平衡。所以，在鼓励民间资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些想发展的企业家，对他们想做的事情不采取一个宽恕、原谅的态度的话，我们就仍然不能改变一个资本穷国的现状。

企业家这些人实际上是为中国创造民间资本的基础，而民间资本正是中国未来赖以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整个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和平稳，以后就不会出现很多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