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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爱着这个为他们的个人抱负提供了良好竞技场的国家，作为报答，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拉斯克将全副身心投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罗则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投入同一事业，还曾以一架波音707飞机作为他的罗西南多①　四处奔波，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徒劳地试图营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国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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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2）

时尚和方式在变，但致富的渴望不变。最大的金钱追逐者们的风格和动机则如最大的情种，他们的套路一样微妙地反映了所有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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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或者说小投资者，这些华尔街的“消费者”又如何呢？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和20年代一样无情而有计划的诈骗了吗？联合企业和绩效基金像过去的合伙投资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一样冷酷地对待他们了吗？还是如同骗局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应该把主要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首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大输家。不幸正巧于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了最新全国股民调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总股民人数达到3　100万，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股民。这意味着股民人数自1965年以来上升了，那时的股民人数刚刚超过2　000万。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近1　100万人是在道琼斯指数接近1　000点的1965年和大约650点的1970年年中之间首次进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盘中总共3　000亿美元的账面损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这1　100万新投资者承担无法计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人民资本主义重新到来的最新证据时，人民资本主义已经使至少1　000万美国投资者，或者美国全体投资者的1/3，比原来更加贫穷，而且贫穷了数十亿美元。

20世纪60年代，或者为了购买第三辆车，或者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为了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或者只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曾经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人们，相对于1929年同样进行危险的孤注一掷，投资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雪兰多或阿里范尼的不幸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多亏了证券法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者在技术上受到联邦法律完全信息披露要求的保护，可以免受公司欺诈的伤害。当然，关键字眼是“在技术上”。如果投资者完全懂得合并会计的深奥含义，他或许不会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资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奥秘，他大概不会投资于梅茨基金；如果他阅读并且读懂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69年年报的脚注，他几乎一定不会把积蓄交给这家公司。那么，问题是，业余投资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股市的进进出出上，而且拥有这样的理解力。他没有权利依赖他的经纪商和共同基金经理的投资技巧和人格吗，尤其当他们的判断力如此频繁地受到最权威的投资机构、全国性银行、大基金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肯定时？简而言之，相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股票投资游戏的规则对业余投资者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不是。当美国最精明的企业金融家和他们的会计师在法律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欺骗方法时不是；当本应冷静的基金经理在追求迅速业绩的祭坛前成为疯狂信徒时不是；当经纪商对客户利益的承诺不断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压力的削弱时不是；当代表投资业风度的领导者们像业余人士一样贪婪而鲁莽地投机时不是。完全信息披露在20世纪60年代的股票市场上总的来说是一次失败，只给了小投资者虚有其表的保护。而这一失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程度的披露能够成功保护投资者。规则可以加强，正如这10年以及今后会出现的规则一样。但就像白天过后一定是晚上，华尔街诡计多端的人以及他们的金融进贡者将永远忙于以新的诡计玩弄新的规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受人尊敬的机构在下一次快钱风潮盛行的时候将再次上演骗术。正如拉斯克1972年所说：“我能感觉到它的到来，不论有没有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轮新的灾难性投机将到来，所有我们熟悉的情景将依次上演—蓝筹股的繁荣，接着是对次级股票的追捧，接着是场外交易的火爆，接着是新股发行的又一个垃圾市场，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崩盘。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我能感觉到，而且，该死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