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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要求，当“村官”还是候选人时，就得首先填写一份《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承诺书》，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承诺的便是协议书中规定的有关条款。

“候选人做出承诺”、“当选后须签订协议书”，这些条款写进了由瑞安市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村民自治章程》。

如此一来，起诉违规“村官”就有了法律依据。瑞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戴贤信说：“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民如果根据《协议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的规定，提起侵权之诉或者合同之诉的，法院将依法受理。”

用合同的方式约束村干部，或者说走向村政前台的乡村新贵，在法律上是否妥当？专家们认为，村主任违反财务规定，乱开支和乱报销，或者在村务管理决策上胡来，本身就属于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法。“村官”与村民之间的协议方式，是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

这项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瑞安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国民认为，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有的候选人摆酒请客、贿选，甚至采取暴力介入手段，就是因为心术不正，看中了村级资产。而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

“毫无疑问，民主监督不力，导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形同虚设；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到位，民主监督落到实处，想‘捞一把’的人就会打退堂鼓。”浙江省民政厅助理巡视员何志权说。这位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此举实际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它起到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作用，可以依法规范村委会选举，刹住一些地方村干部选举中的不正常现象。

浙江大学法学院赵世义博士认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把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纳入法律诉讼程序，改变了动不动就“上访”的习惯，有利于培养法治精神，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当然，这一制度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它会不会形成事实上的村干部候选人财产资格限制？公务管理究竟应当依靠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群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尚不够成熟的制度，是实行农村民主自治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1）

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温州市沙城镇，在刚刚结束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的指导意见。他们说，堪称“全国首创”的民主的制度创新，委实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至于是否能在中国乡村大地开花结果四处繁衍，他们也不晓得。

2005年4月5日，寂寂无名的温州农民孔令训的名字，登上了《中山日报》。不同于赫赫有名的温州富翁，在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做小生意的孔，还是第一次享受见报的殊荣，且与中国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联系在一起。

孔是温州市瓯海区沙城镇永阜村村民。3月下旬，他收到一纸来自千里之外的老家的通知书，落款是永阜村委会选举委员会。通知称，永阜村新一届村委会班底的选举将于4月8日掀开帷幕，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亲自回去参加投票，另一种是委托投票，但需要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同时收到参选通知书的还有孙菊玉小姐等8人。

由于生意不容许他们悉数返回老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选择最后一种方式。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每位选民可以接受3个人的委托。依此，8人合议后决定，留下六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其余两个人返回永阜村参加民主投票，并接受留下六人的委托，代他们每个人投上神圣一票。

3月31日，孔等8人一行去中山市菊城公证处，共同申请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从身份证看到委托书，该公证处的公证员们一一审核他们携带的材料。虽然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请托，略显惊讶的公证员们，还是在法定范围内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当日，菊城公证处收取了他们500元的公证费，为他们出具了两份委托选举公证书。拿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2名回家参加选举的受委托者，几天后就返回到故乡温州，去那个早已城市化涂改过的村庄，代表委托者的意愿选举他们真正属意的村官。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对我说，委托选举并不止步于永阜村，4月上旬以来，已有百余名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沙城镇农民，通过公证的方式，委托在家的亲朋行使自己的民主意志。

4月6日出版的中共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并认定沙城村民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书系国内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