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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2）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的名义上的“村官”。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在谈论村政的过去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基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130户人家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合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窝都不容易安排。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被克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的损失在这个方面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他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他想到，要是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

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出人头地过。而村长，在乡村，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

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他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

村民的选票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视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上杨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怀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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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3）

其实，早在三年前，义乌的一个乡镇就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