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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且丢弃民主在浙江区域内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观浙江的财富鸿沟，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迂回地将我们的问题托出水面。

浙江的财富不是神话。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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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3）

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也不表示浙江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反映财富鸿沟的基尼系数。尽管浙江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但2000年以来也已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200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高于2003年的。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2003年的倍扩大到倍。2004年浙江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而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到13元，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4］2005年初，人们在杭州蚕花园社区，还能看到不少烧煤炉的人家。由于煤气涨价，这些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家，不得不中断每月四十元的煤气费。

不知凡几的数字，非但见证了浙江贫富差距的拉大，也预示着富可敌国的浙江，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和相对贫困人群。

数理经济学的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抵在—之间，比较好的也要在—之间，只有在这个系数中，社会效率和公平才能取得相对合理的位置，弱势群体才不会被扔得太远。

人均GDP这样的指标，确实是衡量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的必要参数，但它从不代表每个人的真正收入，与个体的幸福也不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村村有富翁，处处有穷人。在富豪满天下的浙江，一个老板就可以拉高平均数。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平江村2003年的平均收入超过了5000元。乍看这个数字，可谓吉祥如意。但浙江的朋友说，看似吉祥的数字，遮蔽了百分之十月生活费120元的低保户的不幸，也模糊了十数位千百万富翁的幸福生活。

浙江的穷人比我们想象的多。截至2004年初，徘徊在年收入1000元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浙江人，有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比1990年代末期少了20万。如果我们把视线由绝对贫困转移到相对贫困，就难以统计出恰当的数字，表明业已失衡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的鸿沟，正在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速度增大。200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最高，为∶1。2004年虽然稍有缩小，也高达∶1，远高于1985年的∶1。［5］依照国际一般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城乡收入比为比1，而浙江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当下的城乡收入比例，不能不令人叹惜。

区域发展的鸿沟，也在快速编织着不均衡的二元结构。与江西接壤的浙西南，与安徽接壤的浙西北，经济发展水平比落后的安徽和江西，好不了多少。浙江有25个欠发展县市，浙西南的衢州和丽水就占了15个。

浙江东北和西南的区域鸿沟，同样很大。浙江有150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700万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这些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浙西南［6］。贫困驱使那里的农民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以致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贫困不仅影响生态，还影响人们的心理气候。2004年3月16日晚10时许，永康市象珠镇上柏村陈金楼的15岁的小女儿陈云芳，因为交不起150元的培训费，服毒自杀了。陈云芳是永康市清溪初中二（10）班的学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女儿，懂事、勤快，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陈金楼一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三个女儿全靠亲戚朋友帮助培养成人。［7］

可以想象，在贫困的浙西南，没有一个富足的中间阶层，民主怎样降临到破旧的草屋？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和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繁富的物质保障，民主在大多数时候，就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中国：村社民主的非均衡发展

如果说李国民竞选镇长，是一个人的民主政治，那么，2005年7月，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