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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姐一边拖地板一边说，不要紧的，马主任那个人也不会计较这些的，再说我们女同志又不想往上爬，印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张大姐不停地拖地板，汪凡的立足之地不停地转移。这样子很不是味道，就告辞了。

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张大姐的崇高。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闪光点吗？忍辱负重哪！相形之下，自己竟显得卑劣。为什么不向马主任坦白自己，澄清事实？明明是故意制造的恶作剧，弄得张大姐难堪，却在她面前混说不是故意的。最后决定明天上班一定向马主任深刻检讨。

次日上班，办公室气氛依旧很平和。同事们各司其职。汪凡想，还是算了，事情已过，何必再节外生枝？从此对张大姐更加有礼有节，在马主任面前更加谨小慎微。

很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办公室岗位作了小调整。张大姐不再从事文字工作，改作档案员。马主任很体贴地说，这是照顾她爱人经常在外，一个人带着小孩很辛苦，管档案清闲些。汪凡知道，在机关干部的观念中，文字工作虽然很累，却很体面，这是有一点层次的人才干得了的。张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她那种失落感，汪凡隐约察觉出来了，很有愧。他真想宽慰她几句，但又怕伤别人的自尊心。

马主任依然把平和与严肃处理得很有度。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的，属员有缺点，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却不让人感到是在责难自己，而是在爱护自己。

张大姐从此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文书档案。没事就坐在档案室里看杂志，或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原来快嘴快舌的，现在话语也不多了。汪凡见了，很伤感，担心她长此以往，整个大活人也会变成档案的。难道是马主任有意整她吗？但又不像，一来并没有就那件事批评过她，二来调换岗位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三来事后几个月才变动工作。也许这就是马主任老谋深算之处？若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张大姐，你还能有这么个小妻子？汪凡左思右想，认为马主任确实是照顾张大姐。这样一想，汪凡自己也轻松了些。人家张大姐可是豁达的人哪，现在不多讲话了，只是因为档案室只有她一人，同谁讲去？于是，有回见到张大姐又呆坐窗前，汪凡就调侃道：“张大姐好雅兴，宁静致远呀？”张大姐芜尔一笑：“我哪有那么深刻的思想？”看到张大姐的情绪真的很安静，汪凡放心了。

八

汪凡越来越成熟了，他写的材料马主任再也不用动大手术了，只是作个别字句的修改。后来竟经常发现马主任有些地方改动得不太妥。这说明自己已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审视马主任的功夫了。汪凡感到很快意，但也不申辩。应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曾经有一阵子，若发现马主任改得不太得当，口上不说，却变着法儿纠正过来。办法通常是谎称某某市长或副市长改的。只要说是某某市领导旨意，马主任绝对服从，这是他的优良品德；有几位副市长年纪都在马主任之下，但马主任对他们同样敬之又敬，似乎自己成了小字辈。汪凡对此感慨极深：这是难得的政治品质呀！当时汪凡之所以把马主任不太贴切的修改看得那么认真，不是因为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百分之百的原因是怕人见笑。后来发现从来没有人对本室的文墨功夫挑剔过。汪凡知道不是自己和同事们真理一般地正确，原来这文件、简报之类的太多了，人们早已视如儿戏，根本没有人认认真真地看。再说，谁有闲心像语文教师那样去推三敲四呢？于是，汪凡写起材料来少了许多的拘谨，更加挥洒自如，文字更显得老成稳健。自从市长有回在闲谈中对汪凡的文章做了充分肯定之后，马主任修改他的材料便更加客气了。后来马主任竟干脆说，不要我看算了。汪凡心想，这样也好，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于是，以自己名义写的材料自己定稿，为市长起草的讲话直接呈送市长审阅。市长也十分习惯汪凡的文风，每次起草大会讲话稿之前，都直接找汪凡商量提纲，而以往都是马主任听取市长指示之后再传达给汪凡的。汪凡有了市长的亲口旨意，更能做到心领神会，讲话稿的质量市长越来越满意。汪凡觉得自己已到了最佳竞技状态。学习中央和省里领导的讲话时，他的主要精力不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非常得意地把那些文献同自己写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通常是：中央和省里办公厅的那些人，智商并不比自己高，我汪凡若是坐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照样“同志们”的写出大块头文章来。

有天马主任很超然地对汪凡说：“全靠你顶了上来，我轻松多了。年轻人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