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3/4 页)

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

对自己获得的结果的这种说明，爱因斯坦重复过不止一次——直到临终前几天，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确信，自己的理论将保持其未完成性，数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保证不了物理学的单值性。

但是，爱因斯坦懂得，问题不仅在于接踵而来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加工、数学困难的克服，以及获得场方程的数量上的解。对爱因斯坦来说，理论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观察相对应的物理概念，就无权叫做物理理论。

这种思想是同对微观世界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紧密相联的。爱因斯坦认为，统一场论可以从非统计的（不是支配几率，而是支配事实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尤其是还可以清除从量子力学发展中生产出来的物理学中的某些实证论倾向。早在1938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正在几个年轻人的支持下搞一个饶有兴趣的理论，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对几率的现代迷信和对物理学中的实在概念的疏远态度……”

12年后，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里承认，统一场论还不能得到验证，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一般的、哲学的和逻辑的论据说服不了物理学家们。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英费尔德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出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1936年，英费尔德在波兰里沃夫斯基大学任副教授。当时，法西斯乌云已笼罩波兰，英费尔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兰大学里了。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并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邀请书。研究院给英费尔德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以便他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顿，马上就去敲范氏堂209号的房门。那时，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就设在那里。一进门，英费尔德就觉得，爱因斯坦异常苍老——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16个年头了。然而，爱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目光却让英费尔德终生难忘。迅利的作风也使英费尔德感到惊异，因为爱因斯坦闪电般立即就向他说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打算。他没问英费尔德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来的等等。但这里丝毫没有书呆子的冷漠。英费尔德理解这一点，不只是由于爱因斯坦以极大热忱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他，亲切谈话的魅力这一次又感染了英费尔德。但是，爱因斯坦的心已被“超个人的”问题吸引住了。爱因斯坦开始讲述他对建立统一场论所作的种种尝试的结果。这时，勒维·契维塔——被爱因斯坦用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走进屋里。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60。这位瘦小体衰的意大利数学家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并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一个避难处。勒维·契维塔刚一进屋就想马上离去，以免打扰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的谈话。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谈的内容，英费尔德细听勒维·契维塔的意大利英语，难以忍住发笑，这种英语能被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成的。爱因斯坦的英语也掌握得不好，但毕竟比契维塔强多了，加之从容、缓慢的风格，富有表情的语调，内容的连贯性和简洁明晰，都使他的语言保持了说母语时的魅力。

英费尔德回忆说：“当他们指着黑板上的公式，自以为在讲英语时，我仔细地观察从容沉着的爱因斯坦和那位使劲做手势的又瘦又小的勒维·契维塔。这样的场面，加上爱因斯坦不时提一提裤子（没系腰带和吊带）的那副模样是如此之妙，如此滑稽，以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尽力忍住不发笑，暗示自己：我想：”你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谈话和讨论物理学问题，因为他没系吊带，你却在笑。‘这样的暗示起了作用，于是在爱因斯坦开始讲他最近尚未发表的关于引力波的著作的一瞬间，我忍住了笑。“

英费尔德看到的这一有趣的场面，对爱因斯坦的传记来说是很有意思的。爱因斯坦的传记不可能是日常事件的实录和生活细节的清单；但也不可能是刻板的公式。纯个人的细节强调了贯穿在爱因斯坦生活中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倾向。不肯系吊带也许是滑稽的，但不能说是可笑的。它令人感动，而且如果引人发笑的话，那么它同时会使人想起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他为了精神生活甚至牺牲了个人的仪表。后来，当一个熟人问英费尔德：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理发，穿一件不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