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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9月，国务院放开160种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0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在地理既不便利，又无资源优势的浙江中部山区义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即使当时的环境是经济整顿、“打击投机倒把”，义乌还是提出了至今仍被当作信条的“兴商建县（市）”口号。

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囿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义乌人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这种原始传统的商业活动维持生计，追逐发家致富的梦想。1982年，一位叫谢高华的政府官员，从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时年56岁。正是在他短短三年的执政时期内，义乌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通过民间流传的版本，谢高华做出“兴商建县”的决策，似乎与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农妇有关。

原本城市户口的冯爱倩在60年代迁到农村。她见证了义乌穷困的过去，“农历十月，义乌人就挑担走街穿巷，一头是红糖，一头针头线脑，各地都去换鸡毛，换回鸡毛，卖给供销社换钱。”冯爱倩从1980年做小买卖，每个月农历初一、初四、初七赶集，其他日子在义乌城摆摊。

露天摆摊，按政策，是要“割掉”的。冯爱倩因此在摆摊时常遭受驱赶和罚款。作为全家生计的主要来源，摆摊的艰难让她很恼火。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跨着货篮子直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不摆摊我吃什么？”谢高华态度诚恳地解释国家的政策，冯爱倩却不以为然。她不明白的是，自己没工作，做点小买卖，为何要被赶来赶去，还要罚款。两人的谈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谢高华说了两句话，“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二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谁也不会想到，一位义乌农妇与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的一次“争吵”，无意间促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诞生。谢高华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冯爱倩的话：开放市场对解决人们的生活出路有所助益，但国家的政策却不允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集贸市场到底应不应该开放？

雷厉风行的谢高华派了工作组，组织干部对当时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县城摆摊者进行查访。结果表明，就地摆摊“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经过大量调查，义乌县委做出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一号《通告》随之出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县委还出资在县城稠城镇的朱店街两侧搭起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也即为人们所熟知的“草帽市场”。谢高华用自己政治生命来赌义乌民众的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决策受到了上级领导支持。金华地委和义乌县委共同做出“关掉红灯开绿灯”的决策，全力支持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地委书记厉德馨亲自指示金华报（现金华日报）为义乌建设小商品市场创造舆论条件。金华报以《生活里的一条彩色河流——记义乌小商品市场》为题，采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率先在全国报道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随后，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也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支持。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1）

就这样，尽管只有700多个摊位，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谢高华等人支持下诞生了。20多年过去，如今的义乌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7年成交额突破300亿元，连续17年蝉联全国工业品市场桂冠，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指向标，并在连接中东和中国两大经济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义乌小商品市场近照

义务，凝聚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关键词。它热闹得不可思议，成为一条小商品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具象的回忆总是易逝，但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这个海水与火焰交织的年头，改革还是结下了累累硕果：

这年，北京有了“超级商场”。全国电视机保有量也增加了1000万台，人们逐渐养成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的习惯。《新闻联播》加大了国际新闻播出比重。通过电视，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中国和世界近在咫尺。可是在陈丹青的日记中，中国与世界又如此遥远。这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陈丹青，获得公派留学美国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写道：飞机降落在美国，纽约下着小雪。我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