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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问。
“也许吧,我没有看见她。”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声机时代的经典香颂,不过我是从磁带里听来的。我成长的年代早已远离了留声机时代。较之留声机和胶制唱片,我对磁带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法国,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您的法语说得相当不错,怎么会一直没来过法国呢?”
“法语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至于以前没有来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法国一趟。没有具体原因,只是一直没有来过。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但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住在上海,并且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把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上。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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