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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海的详细介绍有误，他们急忙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写到一张纸上，然后冲到会场，不过，劳合·乔治已经开始讲话了。当凯恩斯把那张纸递过去时，他瞟了一眼，没有停顿，然后慢慢地调整论证，最后得出一个与刚开始完全相反的结论。

起初，他是个重要的激进派政治家。与攻击大银行的威尔逊和攻击教会的克雷孟梭不同，劳合·乔治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地主和贵族，他非常喜欢商人，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他也经常喜欢上这些商人的妻子）。作为财政大臣，他推行激进的财政预算，向富人征收收入所得税，同时向穷人发放救济，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威尔逊与克雷孟梭一样，他不喜欢集体主义，虽然他一向愿意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合作，正如他随时准备与保守党人合作一样。

他还是个优秀的、富有个性的行政人员。他打破已有规矩，引进行政机关以外的精英到政府部门任职。他邀请所有利益方评价他的提案以确保其顺利通过，并邀请劳工纠纷双方与他坐下来一同解决矛盾。虽然这种做法目前很普遍，但在当时却非同一般。一位曾亲见他解决一次铁路纠纷的目击者说：“他就像拨弄乐器琴弦一样摆弄那些人，时而请求，时而劝说，一会儿不苟言笑，一会儿轻松有趣，一会儿又威胁恐吓，真是变化多端。”

作为天生的乐天派，他相信再难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他孩子的一位朋友说：“对他来说，每天早上不是新的一天，而意味着新的生命，新的机遇。”有时，他的行为风险很大，而且卷入一些颇具争议的交易——阿根廷矿井或在知情企业购买股票——但他似乎只是为了财政独立而不是受贪婪驱使。他在私生活方面也同样粗心大意。克雷孟梭与女人的绯闻使他名气大增，而劳合·乔治却没有那么幸运。愤怒的丈夫们多次威胁在离婚法庭上指名道姓起诉他，他也几乎因此落难。他的妻子非常坚强，对他忠贞不渝，但最终分居。她喜欢住在威尔士北部照料她心爱的花园，他也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婚姻习以为常。直到1919年，他最终与小女儿的家庭教师，一个年轻女子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确定关系，她有教养，办事高效而且很有头脑，是他的情人、精神伴侣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人们通常认为劳合·乔治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克雷孟梭曾把他看作英国律师。他说：“他为了打赢官司什么手段都用。必要的话，他还会用自己前一天驳斥过的论据。”善于发现他人缺点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他希望能和不像劳合·乔治那么狡猾的人打交道，因为他老是“拖沓敷衍，妥协让步”。实际上，劳合·乔治很讲原则，但却同样讲求实用，他不愿在堂吉诃德式的荒唐行动上浪费精力。当英国向南非小共和国布尔宣战时，他反对布尔战争，因为它既不正义也不值得。在伯明翰演讲时，他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愤怒的人群涌向讲台，差点让他丢了性命。但却给他带来政治回报。当英国人磕磕绊绊终于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劳合·乔治成了国家领袖。

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3）

大战爆发时，他难免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日益亲密的朋友邱吉尔所写：“劳合·乔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气，他随机应变——措施影响深远，计策新颖奇特。”他憎恶战争，1916年，他对一位工党代表说：“但是一旦你已经卷入，就必须坚强地打完，否则一切都白费。”英明老练的保守党人阿瑟·鲍尔弗多次见证过领导人更替，他评价劳合·乔治说：“他容易冲动，感情用事，战争之前，他从未考虑过军事问题；也许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且他还有些怪癖，使人有时很难和他共事。”但鲍尔弗认为，只有他才能领导好英国。

虽然劳合·乔治已经从小村庄走出很远，但却从不属于上流社会。在他任首相期间，唐宁街十号的造访者感觉他们置身于移自威尔士北部某个繁荣的海滨小镇的家庭。他和夫人都不喜欢拜访宏伟的皇宫，他还非常讨厌与国王和王后呆在一起。当乔治五世邀请他在国会开幕式上拿象征荣誉的英国国剑时，他私下说“我不要做男仆”，并因此拒绝。劳合·乔治的多数朋友都和他一样白手起家，来自名门望族的鲍尔弗是个特例，而且他甘居次位，非常适合作劳合·乔治的外交部长。

劳合·乔治决心以自己的方式争取和平。他尽量忽略外交部并任用自己挑选的一班年轻人马。其他官员非常痛恨他的私人秘书——思想高尚，虔诚而傲慢的菲利浦·克尔。因为劳合·乔治讨厌看备忘录，负责处理信件的克尔就成了他的守门人。有时鲍尔弗问克尔首相是否看过某份文件，